听者连连点头,说,信,怎么不信?点头过后不免有些疑惑,心里说这个花匠怎么这样下贱?多少年过去了,多少事被人遗忘了,这个花匠,他竟然还想着伺候那个六小姐!花匠不是个饶舌的人,其实有关他的陈年旧闻都是香椿树街上的几个园艺爱好者传出来的。每年清明前那些人来民丰里求花匠替他们迁盆插枝,花匠一高兴就说起六小姐,那些人为了让花匠更高兴,问的便也是那个旧时代的美人的事,曾有人用觊觎的目光瞟着窗台上的那盆香水月季,说,这盆花养得真好,花匠瘦削的双颊立刻泛出醉酒似的酡红,他说,是给六小姐养的,她最喜欢这种月季。园艺爱好者听得又是愕然,心里说六小姐现在是死是活都不知道,这个下贱的花匠,他竟然还给她养着一盆月季!
民丰里住着许多热心好事的妇女,空闲时便跑东走西的给单身男女牵线做媒,从花匠年轻力壮的时候开始便有人登门说亲,多少年过去却没说出一个结果,那些为花匠做过媒的妇女谈起此事便怨声载道,说花匠并不是不想女人,只是想得奇怪,是女人都无法忍受。花匠让媒人领着去相亲,却不肯与人面对面坐下来,他说,用不着靠那么近,我看一眼就行,隔着玻璃也行,离开十步路远也行。媒人只好精心设计了让花匠看那么一眼,但是让人扫兴的是花匠看上一眼便垂下头来,嘴里轻声嘀咕一句,不像,一点都不像。媒人听见他的嘀咕声就知道亲事吹了,不像?不像谁?又是那个军阀恶霸家的六小姐!做媒人的嘴上不点破,心里却在骂,从来没见过这么痴心这么下贱的人。做媒的人甩下花匠往前走,走了几步又想气气这个下贱的花匠,就回头丢下一句话,你也别太挑剔,其实人家也没看上你。花匠垂着头在后面走,也不知道是否听见了媒人的话,花匠说,不像,又叹了口气说,不像,真的一点也不像。其实说不管花匠的事都是气话,民丰里住着这么一个单身男人,那些热心的妇女不可能对花匠的亲事撒手不管,她们总是期望有一天在花匠的亲事上鸣金收兵。这一天终于真的来临了,功臣是桃子的母亲,女的则是一个废品收购站的会计,叫阿珍,守了多年寡了。桃子的母亲后来公正地评价过阿珍,说,阿珍其实脾气很暴躁的,不过她长得很像那个六小姐,桃子的母亲噗哧笑了一声,像六小姐就行,花匠说脾气好坏没关系,只要像六小姐就行。
据桃子的母亲说,花匠当时隔着收购站的麻袋包看阿珍打算盘,眼睛里倏地闪出光来。嘴里几乎喊着,像,只有她最像。桃子的母亲这么绘声绘色地描述时井边妇女们都笑起来,笑过了以后侧脸望望花匠窗台上的那盆月季,都长长地舒了口气,觉得心里的一块石头终于落了地。阿珍是那年春天再嫁到民丰里的,听花匠说过郑家六小姐的人都从她的脸上身上想像六小姐的绰约风姿。但阿珍毕竟是人老珠黄了,人们很难把她与花匠嘴里的倾国倾城联系起来,阿珍每天拎着一只尼龙袋在石库门里进出,脸上总是像挂了一层霜,假如孩子们在院子里相互追逐与她擦身而过,阿珍便怒气冲冲地朝他们翻个白眼,说,去充军啊?邻居们便想,毕竟做惯了寡妇,脾气果然不好,又想,花匠也真是滑稽,挑了多少年的女人,最后挑了个阿珍。那年春天花匠是快乐的,花匠新插的几盆月季都早早地开了花,放在窗台上,一盆比一盆艳丽。花匠在早晨的阳光下给花浇水,他脸上的喜悦与所有新婚的男人如出一辙。但是阿珍却不快乐,民丰里的妇女们都看出来了,她们说脾气再坏的女人也不会像她那样,好像别人都欠了她的债。有一天人们看见阿珍端着一碗粥跑到门口,怒气冲冲地喝了一口,突然回过头朝花匠尖叫了一声,又放糖了,告诉你别在粥里放糖,我不是六小姐,我讨厌在粥里放糖,你不长耳朵吗?果然不出所料,阿珍的不快乐,也与六小姐有关。阿珍有一天抓着一只银耳挖子到桃子家诉苦,你看看这种东西,他说是给六小姐留着的,他天天要来给我挖耳朵,阿珍怨恨交加地向桃子的母亲挥着银耳挖子说,我又不是六小姐,我耳朵里干干净净的,谁要他来挖?桃子的母亲忍着笑说,他来给你挖耳朵有什么不好?挖耳朵很舒服的,那是他对你好。阿珍几乎叫喊着说,不是对我好,是对六小姐好!他每天还要来给我捶腿敲背,一副下贱的奴才样,恶心死啦,我又不是六小姐,我不要做她的替身。桃子的母亲一时不知道说什么好,就劝阿珍说,你也别太计较了,半路夫妻,他对你好就行了。阿珍稍稍平静下来,自己拿银耳挖子在耳朵里掏了一下,突然冷笑一声说,对我好?这种好法我受不了。桃子的母亲预感到花匠与阿珍的夫妻做不长,果然就做不长,春天刚刚过去,民丰里那棵梧桐树的叶子刚刚绿透,阿珍就拎着一口皮箱离开了民丰里。人们记得阿珍临走时砸碎了花匠窗台上的三盆月季,砰,砰,砰,沉闷的三声巨响使民丰里的邻居们吓了一跳,他们纷纷把头探出窗外,看见阿珍正拍着手上的泥土,阿珍对着三盆月季的残骸说,砸死你,砸死你这个反动军阀六小姐。
花匠追出门外朝阿珍喊,走就走了,你怎么砸我的花?花匠这么喊着声音突然嘶哑了,他开始是想追阿珍的,追了几步又退回去,退回去抱起他的花。人们看见花匠抱着那株露出根须的白色月季,脸上已经老泪纵横。后来有人站在一旁,充满怜悯之意地看花匠为花换盆,问,换了盆能活吗?花匠说,能活,这盆白月季不容易死的。又有人过来开门见山地问花匠,阿珍跟你离婚了?离了。花匠凄然一笑,用手拍了拍盆里的土说,她不像,是我看错人了,她其实一点也不像。这些年花匠老了,头发花白,腰背也驼了。即使花匠不老民丰里的人们大概也不会去管他的闲事了,从花匠那里人们得出某种新鲜的结论,有的人的闲事别人是管不了的,管了也是越管越糟。但是民丰里的人们不会丧失乐于助人的天性,所以去年花匠突然向邻居提出要借一辆板车时,桃子的母亲一口答应,当天就去菜场把板车拖回了民丰里。她把板车交到花匠手里,随口问了一句,你要板车拖什么?花匠的苍老的脸上又露出了少年般的腼腆,他轻声说,拖一个人。桃子的母亲追问道,拖谁?花匠低下头搓他的手,搓了一会儿说,是六小姐回来了,她男人死了,她病得很厉害。花匠的喉咙里咯地响了一声,像呻吟也像哽咽,他说,不瞒你,她也快死了。桃子的母亲惊呆在板车旁,过了一会儿她说,你现在把她拖回家干什么呢?人都快死了,拖回家干什么呢?花匠在板车上拾起一片菜叶扔掉,他说,不干什么,把六小姐拖回来,让她看一眼我的月季花,你不知道,她最喜欢白色月季花了。消息惊动了整个民丰里,那个黄昏当然是二十年后的黄昏,民丰里的人们汇集在大门洞两侧,等待传说中美丽而神秘的六小姐重访旧地。他们看见花匠拖着板车慢慢地过来,挤进狭窄的门洞,他们伸长脖子瞪大眼睛看板车上躺着的人,看清楚了,六小姐竟然是一个面若黄纸奄奄一息的老妇人,六小姐进门的时候眼睛朝左侧一瞥,左侧都是孩子,那目光充满了温柔和慈祥,又朝右侧一扫,右侧多为妇女,那目光却依然是矜持和高傲。夜里有人趴在花匠家的窗台上朝里面窥望,看见屋里彻夜亮着灯,除了灯还点着许多蜡烛,六小姐就躺在一块床板上,她的枕边放着那盆白色的月季花。他们看见花匠坐在旁边,垂着头一动不动地坐着,都以为他睡着了,但花匠突然站起来抓住六小姐的脚敲了几下,笃,笃,花匠的动作非常轻柔而娴熟,这时候窗外的人忍不住失声叫了起来,她已经咽气了,花匠还在给她敲脚!
事情确实如此,花匠把六小姐拖回家的那天夜里六小姐就死了。民丰里的人们很难确定花匠和六小姐的关系,他们最终是否算是做了一回夫妻?但他们第二天都往花匠家送了花圈或线绨被面的幛子,不管怎么说,那是民丰里的人们最尊崇的风俗。
末代爱情自序
九三年遥远的波黑依然是战火纷飞生灵涂炭,我经常从电视上看见一些年轻英俊的斯拉夫人种的士兵在硝烟中穿行的镜头(或是断了一条腿躺在担架上),也是在电视上,我看见无数男欢女爱纠缠不清没完没了的连续剧,每剧必有一首凄怆动情的主题歌,每天夜里准时刺痛你的耳膜。那恰恰是世界的两个方面,一个是真实而平静的血,一个是虚幻的赚人眼泪的戏。我们只能生活在其中,玩味他人或者被他人玩味,去打仗或者制造打仗的武器,去演戏或者欣赏别人演戏。我们只能这样,不管是九三年,还是九二年或九四年。九三年像所有的年份一样,对于我也是有苦有乐。九三年南京的夏天并不很热,相信冬天也不应太冷,正如我蜗居在阁楼上写出的作品,不是很精采,但也不会让我很失望。写作者为自己作品的好坏担惊受怕,本身是一件令人忧虑的事,但我不想避讳这种忐忑的心情。好在那篇作品完了,我又可以寄希望于下一部小说了。
与我同住南京的作家叶兆言说,作家就他a的得写。随遇而安,随遇而乐,最重要的是保持一种良好的创作心情‐‐是不是这样?我想应该是这样。九三年冬天的夜晚,窗外寒风呼啸,我听见一个声音在冥冥中说,你一个字一个字地到底要写到什么时候?另一个声音却说,写你的吧,别东张西望,你以为你是个什么东西?除了写作你还能干什么?还能干什么?嗯?
木壳收音机
莫医生撑着黑布雨伞走过铁路桥的桥洞,听见一种哐当当的金属撞击声从头顶上滚过去,手里的伞轻轻地往上蹦了一下,莫医生把伞斜撑着快跑了几步,回头看见一列货车刚刚从铁路桥上通过。货车是黑色的,漆写了一些白色的文字和标码,没有车厢的那几节蒙着油布,它们挟卷着一阵风响在莫医生的视线里一闪而过。
莫医生吓了一跳。雨已经停了,或者城北的这条街道上并没有下过雨,莫医生收起伞,发现碎石路面仍然很干燥,没有雨的痕迹。莫医生觉得天气有些奇怪,他从城南的那位病人家里出来时,明明是下着雨的。他竟然不知道雨是什么时候在哪段街道上突然停止的。莫医生沿着街道的左侧走了一段路,看见石码头的空地上堆积着一座小山似的垃圾,有一条狗在垃圾堆旁边转悠。莫医生用伞朝嗡嗡乱飞的苍蝇挥了几下,走到街道的右侧,右侧是密集的民居,没有垃圾堆。昔日棉花店的大门虚掩着,莫医生无意中看见一个陌生的女人躺在竹榻上,女人好像睡着了,莫医生发现她穿着短裤。莫医生因此在昔日棉花店的门前停留了两秒钟。他没有想到竹榻上熟睡的女人突然翻了个身,她睡眼惺忪地朝着门外啐了一口,莫医生听见她骂了一句极其难听的脏话。莫医生又吓了一跳。他拔腿就走,在剩余的那段归家路上,他的心情忽然变得阴郁而烦躁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