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站派往延安进行特务活动的一批特务,被边区政府发觉逮捕,不久便释放回来,
并正式通知该站。后来戴笠在每天中午工作会报中,曾经提出过这件事,骂黄逸公
没有能力,做得太丢人,具体经过,我现在已记不清楚了。
另一个是设在汉中的西北特侦站,站长程慕颐是我过去在上海工作的老同事。
这人一向做对中共的工作,抗战前曾打入过设在上海的江苏省一个地委组织,后来
将这个组织破坏了。戴笠很相信他,抗战时便派他去汉中主持西北特侦站工作。他
除了多次派特务打入延安&ot;建组&ot;没有成功外,还办过小型训练班。当时从公路去
延安的爱国进步青年被军统的检查所(哨)扣捕后,曾交一些给他训练。通过一段
时期毒化教育后,才又派这些人混进延安。听说大部分的人都向边区政府自首,只
有极个别的替他搜集过一点情报。
当时有的去到延安的人,因吃不了苦又出来,其中有的人被检查所扣押起来送
到西北特侦站。这主要是想从这些人口中了解边区情况和利用他们到过延安的关系,
强迫他们提供混入边区去的办法。程慕颐于一九四三年前后调往东南时,在重庆换
汽车,我曾招待过他。当时他带了一个女人和孩子,据他告诉我,他的那个女人
(实际上是他的小老婆)便是被扣押下来的中共嫌疑分子,后来被迫与他同居的。
戴笠对西北方面的交通检查工作极为重视,曾在西安设立过交通运输统制局监
视处西安分处,派叛徒王邦联为分处长,主持西北地区的检查工作。以后王等因贪
污被扣捕,戴以鞭长莫及又将分处撤销。当时各检查所扣捕去延安的爱国进步分子,
几年间多达数千人。军统派遣特务去延安,是采用伪装进步的办法跟着混进去。据
我了解,许多人去延安时,都带了介绍信或原来在什么学校读书或什么单位工作等
种种证件,这些人被扣捕后,军统将这些可以混进去的证件没收下来,交由伪装的
特务冒名顶替混进去。军统运用这一办法,曾经有上百的人去过延安。军统办的临
澧特训班毕业学生袁x良,便向我说过,他是顶替别人名字去到延安,在抗大学习的,
以后因病离开了。
戴笠为了尽量摸清有关延安的情况,有次设宴招待派在八路军总部的联络参谋
徐佛观、郭仲容,我和军统其他几个处长都出席作陪。在此以前,我还见过徐佛观
所写的一本小册子,内容是谈延安方面的情况。那次和他见面,他给我的印象是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