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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5章（第1页）

对于越中两国在日内瓦会议上的合作及会议成果，越南党和领导人于会后曾多次予以高度评价，胡志明在1954年7月发表的文告中即表示：&ldo;由于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两国代表团的帮助，我们取得了一个伟大的胜利，法国政府承认了我国的独立、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并同意了从我们的土地上撤退法国武装部队，以及其他。&rdo;1960年9月越南劳动党三大通过的决议也指出：&ldo;我们赢得了签订日内瓦协议的胜利，恢复了印度支那的和平&rdo;。&ldo;北方得到完全解放后，越南革命已经走上了一个新的阶段。&rdo;越劳党中央并曾致电中共中央，对中国在&ldo;抗战以及日内瓦的外交斗争中&rdo;给予越方的&ldo;全力帮助&rdo;，表示&ldo;诚挚的感谢&rdo;。直到1965年10月，范文同在会见毛泽东时还说：&ldo;奠边府一战只能解放我们的一半国土。&rdo;[4]

不过实际上，1954年签署的日内瓦协议对越南的许多领导人，特别是对1956年8月根据越劳党中央政治局分工留在南方指导革命运动的黎笋[5]来说，已经成为一种永久的痛，他们在内心深处始终认为，越南当时有可能乘奠边府战役胜利之势解放全国，只是在中国的压力下才不得不停止了前进的步伐，其结果是为吴庭艳政权对越南南方人民进行镇压和屠杀制造了条件。这股怨气，在越南抗美战争期间，由于需要维护越中关系以获取中国的道义支持和物质援助，只能隐忍不发。而二十余年后，当越中之间濒临大规模战争的边缘时，黎笋通过&ldo;b同志&rdo;的讲话，向其党内同人宣泄了出来，他说：当我们签署日内瓦协议时，正是周恩来将我国分成了两部分。我必须说，在1954年，当时我们赢得了奠边府战役的胜利，胡伯伯发电报给我，要我必须前往南越重新集结那里的部队，并向南越的爱国者说明这件事。我乘货车到了南方。一路上，爱国者们出来欢迎我，因为他们认为我们已经取得了胜利。这是多么痛苦！看着我的南方爱国者们，我哭了。因为在这之后，美国人会到来，会以可怕的方式大肆屠杀人民。[6]可以说，黎笋的这种积怨是导致他较早成为越劳党中亲苏派人物的一个重要因素。

对于中国而言，日内瓦协议的签订，结束了法国所进行的殖民战争，分化了美英法集团，在一定程度上孤立了美国，打破了其制造东南亚紧张局势，争取对东南亚地区事务主导权的计划，推迟了美国对印支直接进行武装干涉的步伐。但是，从冷战的角度，或者说以冷战思维观察，就社会主义阵营的长远利益而言，抗法战争的和平解决，实际上更多地只是满足了苏联实现与美国缓和的意图，并为中国提供了得以发展经济的相对稳定的周边环境。而其遗留下来的越南分裂，老挝、柬埔寨在越军退出之后将由资产阶级控制等问题，无疑不利于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力量的壮大。日内瓦会议结束不久，美国即以防止共产党侵略的名义建立了带有军事同盟性质的东南亚条约组织，并将南越、老挝和柬埔寨列为该军事集团的&ldo;保护地区&rdo;，将南越直接置于美国的控制之下，甚至公开宣称这个条约就是为了对付中国的。这不仅打击了以妥协实现印支和平的中国和越南，而且实际上也预示了美国同中越之间迟早要在印支地区发生军事碰撞的前景。如此说来，社会主义阵营的长远利益、全局利益究竟是什么？是以苏联的战略利益为中心吗？这个问题事实上既困扰着某些越南领导人，更困扰着毛泽东，这可以说是他后来反复就日内瓦会议期间中国劝越妥协一事向越南领导人做自我批评，承认中国在印度支那问题上犯了错误，日内瓦协议是一个失败的重要原因。

其二，关于中国在1950年代中期至1960年代初期的对越方针问题。

黎笋在&ldo;b同志&rdo;这篇谈话中，反复指责中国于日内瓦会议结束后阻止越南北方开展统一南方的武装斗争，说尽管中国人帮助过北朝鲜，但那不过是为了保卫他们自己北方的侧翼地区。而朝鲜战争结束后，当压力全都落在越南身上时，周恩来却表示，如果越南人还要继续打下去的话，那中国就得自顾自了。他不会再帮助越南，并且压越南停止战斗。在越南被分为北方地区和南方地区后，周恩来曾经又一次向河内施加压力，要越劳党不要对南越做任何事情。根据黎笋的回忆，当时越劳党在南方已经做好准备，待日内瓦协议签字后马上就发动游击战争。可当越方提出要在南越发动游击战时，毛泽东立即回电说，&ldo;越南不能这么做。越南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必须坐等。&rdo;黎笋说：我们这么贫苦，如果没有中国做后盾，我们怎么能和美国人战斗呢？因此我们不得不听他们的。但是我们不同意，我们继续秘密地发展我们的力量。当吴庭艳拖着他的断头机在南越许多地方往来巡游时，我们发布命令组建群众武装来反对已经建立起来的秩序，夺取权力。当夺权起义开始以后，我们前往中国，会见周恩来和邓小平两人。邓小平告诉我：&ldo;同志，既然你们的错误已经变成了既成事实，你们就只应该以一个排以下的规模作战。&rdo;这就是他们向我们施加的那种压力。我说：&ldo;是的，是的！我们会这样做。我们只以一个排以下的规模作战。&rdo;[7]按照黎笋的说法，似乎中国反对河内走武装统一道路的态度贯穿于1950和1960年代。但事实上，中国此期的对越方针有一个变化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