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晚我从近一百人中清出四十多个关了一个月以上未处理的人犯,只将其中十
多名因政治嫌疑被捕的留下来继续进行侦讯,而对小偷扒手一类未处理的,连同那
个头目、小头目,于第二天一律解送警察局司法科去处理。当时这些政治犯,大多
是学生与工人。有的学生在学校中表现积极,说过几句不满国民政府的话,或爱看
《新华日报》,说过共产党的好话。有些工人在工厂中吵着物价飞涨工资太低,无
法维持一家生活,希望老板增加工资,有的发牢骚骂过反动政府。总之,都是被指
为嫌疑重大,但又证据不足。
我对这些人不敢擅自作主轻易处理他们,便去问渝特区。他们也想不出办法,
最后是报请军统局派了一个法官来提讯,将其中情节较重的四个学生两个工人带走,
其余的仍留下来侦察。我当时不以专门抓小偷扒手为满足,总想能抓到一些共产党
员。因此,我对直属队的工作抓得很紧,经常找他们谈话,当面指示他们如何去进
行活动。有次得到一个情报,说江北寸滩附近有个小铁工厂里发现有共产党的小组,
我连夜带人去搜捕,抓到三个嫌疑很重的工人,从他们家里抄出了几张油印的文件,
军统局对此曾予以嘉奖。以后历任大队长对这个队的工作都很重视,工作也逐渐展
开,成为军统在重庆的一个情报小单位。
侦缉大队历任大队长除我担任了四个多月外,以后由许忠五、李连福、谈荣章
等人担任过。侦缉队的工作,也由过去一向专管偷窃而慢慢变成了搞军统的特务活
动,并和稽查处抢着干监视中共在重庆的领导人,做党政情报,从事于对文化界方
面的种种活动。
这个侦缉大队的黑幕重重,这里我只简单地谈一下。他们随时滥肆捕人关人。
逮捕政治犯时,把政治犯诬指为小偷抓走;甚至故意带着小偷去指认,说成是同道
或曾经收藏过赃物。这样便可以将毫无证据的政治犯很方便地带走,而对那些惯贼,
却不去惊动他们。一般人家丢失了东西,无论你怎样向侦缉队请求也不会破案;即
令破案,也不可能物归原主。但是有权势的人家被偷,侦缉队便会很快将东西找回
来;万一是从下江去的没有在重庆人帮的人偷窃的,侦缉队也会责成其他的盗贼按
价赔偿出来。一个小偷只要失风落人过他们手中,便一辈子也翻不了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