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曾常被人批评&ldo;儒缓&rdo;,同时期任职的英国人赫德认为他虚得大名,&ldo;优柔寡断&rdo;,他也自承&ldo;愚&rdo;。其实他的本来性情并非如此,是一个&ldo;好下断语&rdo;的人。由此及彼,是自我修正的结果。虽然愚也有弱点,左思量,右考虑,甚至有时错过决断的最好时机,但自认&ldo;愚&rdo;也就意味着知道认识事物并不容易,不会对自己不全然了解的事轻易判断,他看书常常有疑义,写在卷首眉梢,日久甚至成书。加上他带兵治事,他看兵书与历史时,常与现实对应质疑,不拘古人,不泥成法。
加上年事渐长,挺身入局之后,渐渐看到事物本身的复杂性,他曾痛恨&ldo;不黑不白&rdo;之风气,强分善恶,但此时就像王小波嘲讽&ldo;明是非&rdo;者一样讽刺自己身上的文人习气,&ldo;强分黑白,遇事激扬者,文人轻薄之习也。不察而效之,动辄区分善恶,品第高下,使优者未必加劝,而劣者几无以自处&rdo;。
七
曾国藩在旧有体系中成长,但他能够赞赏西方文明优异之处,&ldo;所以卓越古今者,由其每治一事,处心积虑,不达目的决不止&rdo;。
他平生以不懂天文算学为三耻之一,不过他有朴素而近科学的&ldo;晓事&rdo;方式,&ldo;一是剖析,二是简要,三是综核&rdo;。
&ldo;剖析者,如治骨角者之切,如治玉石者之琢。每一事来,先须剖成两片,由两片而剖成四片,四片而剖成八片,愈剖愈悬绝,愈剖愈细密,如纪昌之视虱如轮,如庖丁之批隙导,总不使有一处之颟顸,一丝之含混。&rdo;
这就是他&ldo;试图寻找事物原由&rdo;的推理线索,事物的认识越细密,拆解得越精微,精确就是除邪,这也是科学精神的源头。
这种精神本来就是一种不安的精神,它并不确信现有的答案,不服从于表面的统一,在同质的体系中,一旦遇到障碍,会迅速提出问题,并且试图得到更新的答案。
老曾没有推翻旧有体系的愿望,只是从内部硬硬地另生一枝,让新的力量尽快生长起来。他在义理、考据、词章的孔学三门之外,又加上了&ldo;经济&rdo;一门,&ldo;天下之大事宜考究者凡十四宗:曰官制、曰财用、曰盐政、曰漕务、曰钱法、曰冠礼、曰昏礼、曰丧礼、曰祭礼、曰兵制、曰兵法、曰刑律、曰地舆、曰河渠。&rdo;
这些多是现实政治的治理科学。
可以看到,这个深嵌在体制核心中的职业官员,要以一种穷根究底的笨拙憨态,扎硬寨,打死仗,从皇家文化中解放出来,从道德诫命中解放出来,开始松绑挣脱,使这一阶层开始拥有自己的独立身份。
曾国藩能成为曾国藩,靠的不是道德勇气,而是精神上不断地自我更新,&ldo;前世所袭误者,可以自我更之;前世所未及者,可以自我创之&rdo;。
八
宏杰写曾国藩的笨,他确实不算天分多高明,但也是少年成名,雄心很大,这样的心志,往往难以耐住琐屑,做事不能精细如发。
他转学朱子,&ldo;立乎大者,如果没有辅以朱子铢积寸累工夫,则下梢全无把握&rdo;。
对朱子,胡适有过一个评价,说朱子是一个绝顶聪明的人,&ldo;十五六岁时就研究禅学,中年以后才改邪归正&rdo;。他说的改邪归正,是从追求灵光乍现的绝对智慧,转向&ldo;宁详勿略,宁近勿远,宁下勿高,宁拙勿巧&rdo;的世俗学问。
这就是胡适说的&ldo;有绝顶聪明而肯作笨功夫的人才有大成就&rdo;。
老曾对&ldo;笨&rdo;字有种言若有憾、实则喜之的看法,&ldo;吾辈读书人,大约失之笨拙,即当自安于拙,而以勤补之,以慎出之,不可弄巧卖智,而所误更甚&rdo;。
他一辈子强调勤与恒。说天下事,无论什么,要做成样子,必须有两样,一是规模,一是精熟,两样都从勤与恒中来。
这两个字我小时候一听就要打瞌睡,上学后天天都得抄类似的格言交作业,到后来很多年都讨厌别人的道德教训,觉得头巾气重。
因为在我当时理解里,勤与恒无非是一种外界加诸于身的教训,要磨掉一个人所有趣味的规范。
后来才理解没什么灵心一动、当下了悟的真理,甚至在艺术上,也是费里尼所说,&ldo;为了逾越常规,才需要严格的秩序&rdo;。
这个秩序都从勤与恒中来。
但我一开始看老曾给的通道,实在是觉得没劲,他说过高的道理都近于矫或伪。所以要想勤与恒,就从两点做起,&ldo;不讥笑人,不晚起&rdo;,这两点真是平实近于迂。
他说一辈子从这两句中受益良多,可去一切骄慢虚妄。这话谁都懂,觉得也不怎么高明,后来才觉得,他的厉害之处在于践行终身。
学英文时,老师说过一句话,什么是天才,天才就是持久不断地忍耐,当时大家笑。看老曾谈他运笔之道,才理解人的心性必须这样如磋如磨,像粗糙之米,再舂则粗糠全去,三舂四舂则精白绝伦。
&ldo;往年苦思力索,几于困心横虑,但胸中有字,手下无字,近年在军中不甚思索,但每日笔不停挥,除写字及办公事外,写字一张,不甚至间装饰,从结构上用心,而笔意笔力,与之俱进,十年前胸中之字,今竟能达于腕下。&rd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