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洙死了,是病死的,死在南阳,年方四十又七。
临死前翻着眼皮吱了两声:“欧阳公啊,吾之兄……”
欧阳修与尹洙可谓志同道合、肝胆相照。两人在有宋一代的政治改革事业中是忠实同志,在文学革新运动中是亲密战友。他们甚至已经达到如此境界:当对方敢于否定自己的时候并不是因为关系恶化了,恰恰相反,而是彼此已建立起了足够的信任。
他们可以各抒己见,只要自认为光明磊落,出于对朝廷的忠诚且利天下,就随时可以反驳乃至批判对方的意见,而根本不必顾及对方的感受。严重的时候甚至可能导致对方的形象和利益共同受损。
然而这又何妨?他们依然是挚友。
若干年后回想起来,欧阳修觉得这既是他为人的骄傲,也是他为友的哀痛。
因为,的确是由于他的原因,使得尹洙之死加快了速度。
在京师,面对错综复杂的形势,即便自认为出于公心也可能立场各异,需要发表意见之时往往针锋相对。欧阳修不见得总是选择支持尹洙,有时两人因政见不合常常起争议,比如朝廷将尹洙调出京师,就是欧阳修的建议。
尹洙先后改知庆州(今甘肃庆阳)、晋州(今山西临汾)、潞州(今山西长治),前年七月,又被守旧派当作范仲淹、韩琦朋党打击,说他在渭州任上滥用公使钱替部将偿债,贬为均州(今河南均县)监酒税。
自去年以来,尹洙病魔缠身,苦于身边既无名医,又无良药。范仲淹出知邓州,上书朝廷,请求允许尹洙来邓州治病。过了三个月,才获得批准。这时的尹洙,已是沉疴难治,终于在南阳撒手人寰。
尹洙去世,家中已是一贫如洗,身后却遗留下了一群年幼无知的孩子们。面对这位逝者生前遭遇的种种不幸以及死后家庭所面临的困境,欧阳修深感遗憾与怜悯。
第二年,范仲淹、韩琦和欧阳修三人决定携手合作,共同出资相助,以确保尹洙能够得到妥善安葬,并回归故乡河南入土为安。他们深知这不仅是对尹洙本人的尊重与怀念,也是对其家人的一种关怀与慰藉。
最终,经过一番努力,尹洙顺利归葬河南,结束了他坎坷多难的一生。
欧阳修感叹如此一个能力出类拔萃的、为文别具一格的文人,为什么会穷困潦倒到这种地步,难道一个人的穷达富贵真的在于不可捉摸的天命么?
尹洙的事情刚过去,又出了一件石介诈死的怪事。
此案不关欧阳修之事,却依然对欧阳修多少有一点影响。
前面已经交代过的,“庆历新政”由于触犯了一些人的既得利益,因而遭到了诸如章得象、夏竦等朝廷重臣的反对,夏竦指控范仲淹、富弼与谏官欧阳修等结为朋党。庆历新政的改革演变为朝廷内部的朋党之争,史称“庆历党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