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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小卖铺的时候，那个叔叔说醋卖完了，问我还要不要别的东西。我点了点头，指着柜台上一毛钱一块的那种玉米硬糖说道，叔叔我晚点儿再过来买醋，先要五颗糖。我手里小心翼翼地攒着那五颗糖，在心里默默盘算着回去一人一个。一路上我蹦蹦跳跳，快乐得像只傻熊。

回到家的时候，一进门我就听到了我妈骂骂咧咧的声音。弟弟妹妹没差几岁，又都是被宠坏的孩子，平时也经常斗气。不用说，两个人打架又惹妈妈生气了。我走进门刚要开口说话，我妈看了我一眼转而面无表情地抢白道，“我让你买的醋呢？”

那时候年纪虽小，却也学会了察言观色，我意识到妈妈在生气。我低着头小心翼翼地说道，“醋卖完了，下午我再去看看。”

我妈盯着我手里的玉米糖，气不打一处来，冲我大声吼道:“醋都没买到还好意思吃糖？！”她越讲越气，走过来一把夺过我手中的糖扔到了炉子里，边扔边恶狠狠地说道，“这点小事都做不好，我让你吃！让你吃！”

黄色的玉米糖在炉子里化开，空气里弥漫着一股不合时宜的甜腻。我呆呆地看着妈妈有些狰狞的面孔、有些粗鲁的动作，心皱成一团。

晚上吃饭的时候，我妈不时瞟我几眼，我不敢抬头，更不敢和她对视，只小心翼翼地低头扒饭。忽而，她扔给我五毛钱，淡淡地说了句，想吃糖一会儿吃完饭再买。我的眼泪落在碗里，心里说不清是什么滋味。心皱了，就很难再舒展起来了。我心里的委屈和苦，又怎么是几颗糖可以弥补的。

在这样的家庭里，逆来顺受成了我性格的底色。那个时候的我，并没有意识到，逆来顺受的性格可能会让悲剧成为我人生的底色。

我爸也不能做到一碗水端平，但至少偏心得没那么明显。每次我妈打我或是骂我的时候，我爸都会一如既往地站在旁边帮我说话。虽然，一如既往地阻止不了。

在我读初中之前，我们全家人的过活都拴在那一亩二分地上。我们那边盛产棉花，春天播种，夏天拔草，秋天摘棉花。只要我不上学，这些活便都是我的。下地干农活是我的童年噩梦，被太阳暴晒还是其次的，最要命的是，里面的虫子和蛇。我清清楚楚地记得，某一次我拨开一丛草，一条正在蜕皮的黄花蛇正吐着信子盘在那里。我吓得大哭，想跑却迈不开步子，最后还是被爸爸抱开的。我记不太清回家做了几场噩梦，只知道后来一听到“蛇”字，都会手脚冰凉。

噩梦不可怕，噩梦总有醒来的那一天。真正可怕的是现实，因为现实无处可逃。而我的现实是，从噩梦中醒来之后，还要继续干活。不过我学聪明了些，有时候是一边哭一边干活，有时候是一边唱歌一边干活，有时候是一边自言自语一边干活——反正是要弄出点动静来，因为我希望这些动静能够提醒那些蛇，不要靠近我。

那个时候，好好学习不种地一度是我为之奋斗的终身理想。做了演员之后，不时有导演夸我敬业。他们在夸我敬业的时候，我心里想的其实是，这点苦和我童年吃过的那些苦比起来，都没资格放上台面。

弟弟妹妹是被宠大的孩子，他们怎么受得了这种罪，一到田里就又哭又闹要回家。我妈并不觉得他们不做农活有什么不好，相反她不止一次地跟邻居炫耀，“我家小子和二丫头就是享福的命，一到田里就哭个没完，根本不是做这行的料！”

呵！原来我在她眼里就是个活该受苦的贱命，我就是做这行的料子。

那是我第一次意识到，有时候自私点儿才对得起自己。

怀揣着“好好学习不种地”的崇高理想，小学时我读书格外用功，初中时如愿考上了县城最好的中学。我庆幸这是一场噩梦的结束，却没有料到这也是另一场噩梦的开端。

作为班上唯一一个从村儿里考上来的学生，作为班里公认的最土最丑的学生，很不意外地，我一入学就被孤立了。一开始只是孤立，但没过多久，我的存在就成了他们的乐趣。

他们会在老师点我名字的时候故意阴阳怪气地喊道“翠花，上酸菜！”，然后看着我在哄堂大笑中面红耳赤；他们会在我站起来回答问题的时候悄悄地踢开我的凳子，然后期待我能摔个四脚朝天；他们会偷偷在我水杯里加料，然后期待我被呛得涕泗横流……中学时代，几乎每个班都有这么一个受气包，她存在的意义在于增强班级凝聚力——哪怕是平时不怎么来往的两个同学，也可能因为欺负过同一个受气包而有共同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