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君王的统治甚至压迫之下,依然主张服从和无条件依顺的这种福音精神,无疑早已被享有绝对权威的君王们视为值得利用和提倡的美德。原始基督教徒建立行政制度的基本思想,并不是出于人民的共用意愿,而是出于上天的意旨。这位独裁的皇帝,尽管他曾经采取大逆不道的残杀手段篡夺政权,嗣后却急于为自己打出受命于天的神圣旗号。这样,他滥用权力的行为就只对上帝负责;他的臣民们却被效忠的誓言紧紧地束缚于这样一位曾践踏过一切自然及社会法则的暴君的统治之下。善良的基督徒们就像送入狼群中的羔羊一样来到这个世界上;即使为了保卫宗教,他们也无权使用武力,因而在短暂人生的虚浮利益或占有私欲所引起的争端中杀戮同类,就更是莫大的罪过了。在纪元之初的三个世纪中,广大基督徒表现出了对早在尼禄时代就宣扬逆来顺受的耶稣门徒的忠诚,一直以不搞阴谋,不进行公开暴动等罪恶活动为道德宗旨。哪怕是受到残酷的迫害,他们也未曾想到过揭竿而起或愤然到世界一隅另找一块土地谋生。而后来的那些敢于争取公民和宗教自由权的德国、法国和英国的新教徒门,又因被人称为改革教派并与原始基督徒混为一谈而备觉受到侮辱。其实,我们或应赞许而不是指责我们的祖先们的进步思想和精神,他们也是相信宗教并不能抹杀人类与生俱来的自主权利的;或应把原始教会的忍辱求全既看作一个弱点,也看作一种美德。必然已有一批毫无战斗力,没有首领,没有武器,没有防御工事的平民,因为在罗马大军的统帅面前作无谓的反抗而自取灭亡了。反之,这些基督徒们,在他们祈求戴克里先息怒或恳请君士坦丁开恩时,却可以有理有据地提出他们信守的顺从和驯服的原则;以及在过去的3个世纪里,他们的作为也一直是符合这个原则的。他们甚至会进一步提出,如果皇帝周围信奉基督教义的臣民都学会了忍辱和顺从,帝王的宝座就有了牢固而恒久的基础。
按照上天的总的安排,一切君主和暴君都被看作是上天派来治理或惩罚地球上各个民族的使者。但神圣的历史却又多次提出人所共知的例子,表明上帝又对他的特选子民的治理问题直接进行了干预。他把权杖和宝剑交到摩西、约书亚、吉迪恩、大卫、马卡比父子等等英雄的手中;这些英雄的崇高品德就是圣恩的动力或直接结果,他们的武装斗争的目的是为了挽救教会或1保证它的胜利。如果说以色列的士师只是些偶然任职的临时的行政官员,那2么犹太的国王们却从他们伟大祖先的临终的御体涂油礼中得到一种世袭的、永远有效的权力,这种权力是不会因他们自己的恶行而丧失,也不会因他们的子民的一时不满而被剥夺的。同样,那个具有特殊神力的上天现已不专为犹太人所有,也就完全可能选中君士坦丁和他的家族作为基督世界的保护人;虔信上帝的拉克坦提乌斯,以先知的口吻宣称,君士坦丁必将长时间1原文juds,《圣经&iddot;旧约》有&ldo;士师记&rdo;一篇,英译篇名即是此字。&ldo;士师&rdo;实指当时希伯莱部落的军事领袖。‐‐译者2巴勒斯坦南部古王国,存在于公元前923‐586年。‐‐译者页面维持他的光辉的普遍的统治。伽勒里乌斯和马克西明,马克森提乌斯和李锡尼,都是和神的宠儿分享帝国各省统治权的他的竞争对手。接着,伽勒里乌斯和马克西明的惨死很快便了结了基督教徒对他们的仇恨,也满足了他们讨还血债的愿望。君士坦丁反对马克森提乌斯和李锡尼所取得的胜利清除掉了两个现在仍然反对第二大卫胜利的可怕的竞争对手;而他的事业看来似乎真需要上天的特殊干预。这位罗马暴君的性质既有负于皇帝的尊严,也玷污了人类的天性;尽管基督教徒们也可以受到他的一些心血来潮的恩惠,他们却同时又和他的其他臣民一道,随时可能受到他的心血来潮的无节制的暴政之苦。李锡尼的所作所为很快就暴露出他当时对米兰敕令的明智的人道主义的规定表示赞同全系勉强。在他的统治区内他禁止召开全省的宗教大会;他的基督教的官员全被极不光采地解职了;如果他避开了广泛地进行迫害的罪过,或者说可能引起的危险,他对一部分人的压迫却因为他公然撕毁自己自愿作出的庄严诺言,反将更为令人深恶痛绝了。当东部,根据优西比乌斯的生动描写,正处于地狱般的黑暗阴影中的时候,吉祥的来自天堂的光却温暖并照亮了西部各省。君士坦丁的虔诚被认为是完全有理由使用武力的不可辩驳的证明;而他对于军事上的胜利的利用则进一步肯定了一般基督教徒的想法:他们的这位英雄的一切活动全都是受万军之主耶和华的感召和引导的。
对意大利的征服产生了广泛宽容的敕令;等到李锡尼的失败一旦使得君士坦丁获得了罗马世界的一切统治权之后,他便立即多次发出通知,敦促所有臣民刻不容缓地效法他们的君主的榜样,皈依神圣的基督教。
认为君士坦丁能爬上高位一事直接与天意有关的想法在基督教徒的思想中引起了两种看法,这两种看法以完全不同的方式帮着证实了拉克坦提乌斯的预言。一是他们的诚挚、积极的忠诚使他们为他用尽了一切勤劳的努力;二是他们充满信心地期待着他们勤奋的努力定会得到某种神奇的神力的帮助。君士坦丁的敌人把他于不知不觉中与基督教会形成的结盟归结为出于利害相关的动机,并说这种结盟显然在实现他的野心方面起了重要作用。在公元4世纪初期,在帝国人口中基督教徒还只占很小的比例;然而,在一群日趋堕落的人群中,他们看待主子的更换,就如同奴隶一样漠不关心,而这种宗教团体的精神和团结却可能对他们从良心的原则出发,不惜为他牺牲身家性命的人民领袖有些帮助。父亲的榜样和教导告诉君士坦丁要重视并奖励有才能的基督教徒,在分派公共职务时,他有机会通过选派他能够对他们的忠诚毫无保留地完全信赖的大臣或将军,以加强他的政府。在这些有声望的传教士的影响下,在宫廷和军队中,接受新教信仰的人数必然会迅速增加;充斥罗马军团各个阶层的野蛮的日耳曼人全部对什么都毫不在意,在宗教问题上他们会毫不考虑就很容易接受他们的主帅的信仰;我们完全可以断言,在他们越过阿尔卑斯山以后,大多数士兵都发誓用手中的武器来效忠于耶稣基督和君士坦丁的事业了。人类的自然习惯和宗教的利益逐渐消除了长期流行于基督教徒中的战争和流血的惨剧;在君士坦丁的善意的保护下召开的宗教会议上,主教的权威及时被用来核定宣誓的军人应尽的义务,或用以对在教会内部平安无事时放下武器的士兵进行革出教会的惩罚。君士坦丁在他自己的统治区域不断增加他的忠实追随者的人数和热情,而在那些仍然为他的对手所占有或被他们篡权的省份,他们却可以依靠一个强有力的派别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