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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6章（第1页）

如果说他们因一时的冲动，或觉得有希望可以秘密进行，忍不住冒险一试他们所喜爱的迷信活动，他们的恭顺的悔过表现也能使基督教行政官员们的严厉态度无用武之地，而且，尽管内心可能有几分不满，他们几乎从不拒绝接受福音教的约束，以作为对自己的莽撞行为的惩罚。各个教堂里都充满了这种无价值的改教者，日益增多的会众，他们都是为了眼前利益接受了占统治地位的宗教；在他们虔诚地模仿着基督教信徒的姿势，念诵祷文的时候，他们却虔诚地默默召唤古代的诸神以安慰自己的良心。如果说异教缺乏忍受苦难的耐心，他们也同样缺少反抗精神；散在各地的数以万计的人，只对神庙的毁败不胜悲伤，却毫无反抗地屈服于他们的敌手加之于他们的命运。叙利亚农民和亚历山大里亚市民反对个人盲信的怒潮的无组织地反抗活动被皇帝的名望和权威很快压了下去。西部的异教徒，并不能帮助提高尤金尼乌斯的地位，却由于他们的半心半意的追随反使这位篡位者的事业和名誉都受到损害。教士们大声疾呼说，他的叛教罪更加重了他叛逆的罪行，说在他的许可下胜利女神的祭坛又被重新修复了；还说象征朱庇特和赫耳枯勒斯偶像的形象公然和战无不胜的十字架旗帜一同出现在一片田野上。然而，异教徒的虚幻的希望很快就随着尤金尼乌斯的失败而破灭了；他们因此完全被暴露在这位征服者的仇恨之下，他不惜尽一切力量消除偶像崇拜，以使自己不负上天的恩宠。

一个奴隶国家随时准备对他们的宽大的主子欢呼，即使他经常滥用他的绝对权力，但只要并不曾把无法无天的做法和残酷压迫推向极端。提奥多西可能确曾向他的异教臣民提出过接受洗礼或者死亡的选择，而善辩的利巴纽页面斯一直都赞扬了一位不曾通过一纸严格命令迫使他所有的臣民立即皈依并奉行他们的君王所信仰的宗教的皇帝的温和态度。信奉基督教并没有定为拥有1社会公民权的起码条件，那些轻信并接受奥维德的神话传说，坚决不承认福音书奇迹的宗派并未遭受到任何特殊的苦难。皇宫、学校、军队，以及元老院中都充满直言不讳的虔诚的异教徒，他们全能毫无区别地享受帝国的行政和军事方面的荣誉。提奥多西通过授与叙马库斯执政官的荣誉，并通过对利巴纽斯的个人交情，表明他对崇高品德和才华的深刻关怀，对这两位善辩的异教的辩护士，从来也没有人要求他们改变或隐瞒住他们的宗教观点。异教徒们都可以享受到最大的言论和写作自由；欧纳皮奥斯、佐西穆斯以及柏拉图学派的狂热的教师们的历史和哲学遗著，对他们的获胜的敌对教派的情绪和作为表现了，并进行了最激烈的抨击。如果这些明目张胆的攻击当时就尽人皆知，我们不能不对那些基督教君主仅是以轻蔑的微笑来对待迷信和绝望的最后斗争的宽宏大量表示赞许了。但是，帝国有关禁止异教徒使用牺牲和进行祭祀活动的法令却是严格执行的；几乎每过去一个小时都有助于进一步消除那一靠传统习俗，而非靠理论，维系着的宗教的影响。那位诗人，或哲学家的虔诚可以在祈祷、思考和学习中秘密加以培植；但公开进行的礼拜活动似乎才是这种需要从模仿和习惯中获得力量的人民的宗教思想的唯一坚定的基础。这种公开活动的中断，在短短几年的时间里，便可能完成一次民族革命的重大工作。没有祭司、寺庙和书籍等的有意的帮助，对神学观点的记忆便不可能长久保存下去。那些自己的思想尚未摆脱迷信带来的盲目希望和恐惧的无知的俗人很快就被地位较高的人们的诱导，转而信奉在当时居于统治地位的神灵；而且还会在不知不觉中感染上，对最初由于精神上饥渴被迫接受的教义，进行支持和传播的巨大热情。在这些帝国法令颁布以后成长起来的一代人都被吸引到正统基督教教会的范围之内来；而异教的瓦解是那样迅速，又是那样温和，以致在提奥多西死去仅28年之后，立法者已再也看不到它的丝毫细微的踪迹了。

对基督教殉教者的崇拜和多神教活动的复兴诡辩家们把异教宗教的毁灭说成是使大地陷入一片黑暗之中，使世界重新进入远古的混乱和黑夜中去的一件可怕的惊人的灾异。他们用庄严而悲伤的调子说，庙宇都变成了坟墓，原来用许多神像装点着的圣殿都惨遭基督教殉教者的骨骸的玷污。&ldo;僧侣&rdo;（一种肮脏的牲畜，欧纳皮奥斯企图把他们划在人的范围之外）&ldo;是那种用最下贱、最可鄙的奴隶取代理性所能接受的众神的宗教创始人。那些由于罪大恶极被可耻地正当处死的罪犯们的头颅已被用盐腌制起来；他们的身体上仍然留着被行政官员判处的刑罚所造成的鞭痕和伤疤，这（欧纳皮奥斯接着说）&ldo;就是大地在我们这个时代所产生的众神；这就是那些他们的墓地已被定为人民崇敬对象的殉教者‐‐我们向最高神灵进行祈祷和请求时的最高中间人。&rdo;一场革命已把那些罗马法律的卑贱的牺牲者推上了帝国的看不见的保护神的地位，不必一定怀有同样的恶意，我们也会很自然地理解作为这场革命见证人的诡辩家的惊讶。基督教徒对这些殉教烈士出于感激之情的崇敬，随着时间的推移和胜利的取得，逐渐进而1罗马诗人（公元前43年‐约公元17年）其作品中有神话故事多种。‐‐译者页面变成了宗教的崇拜；那些最出色的圣经和先知也都理所当然地同样享受到殉教者的殊荣。在圣彼得和圣保罗光荣死去150年后，梵蒂冈路和奥斯提亚路都因为有这些精神英雄的坟墓，或更应该说是有这些纪念物的存在，而远近闻名。在君士坦丁改变信仰之后的一个时代中，那些皇帝、执政官，以及军队的将领都曾虔诚地前往这个帐篷工人和渔夫的墓前祭扫；他们的受到人们敬仰的骨骸被安置在耶稣的祭坛之下，在这里帝国都城的主教们经常前来供奉非杀生的祭品。不能由本身提供古老纪念物的东部世界的新都城，依靠向下属各省搜罗也显得十分富有。圣安德鲁、圣路加和圣提摩提已在鲜为人知的坟墓中沉睡了近300年之后才被隆重地迁移到极度慷慨的君士坦丁在色雷斯的博斯普鲁斯海峡岸边修建的圣徒教堂去。又过了大约500年后，这同一海岸边又荣幸地接纳了以色列人的法官和先知萨母耳。他的骨灰装在一个金瓶中，覆盖着绸纱，由一排主教一个个亲手传递。萨母耳的遗骨也由人们以同样的欣喜和崇敬接受过去，以便将来以示活着的先知，从巴勒斯坦到君士坦丁堡城门前的大路上排满了连绵不断的迎送的队伍；皇帝阿尔卡狄乌斯本人走在地位最高的教士和元老们的前面，前往迎接他的这位始终应受到，也有权利受到，皇帝们的膜拜的非同一般的客人。罗马和君士坦丁堡作出的先例进一步肯定了基督教世界的信仰和纪律。圣徒和殉教者的威望，经过一阵出于世俗原因的软弱无力、不起作用的抱怨之后，就普遍建立起来了；在安布罗斯和杰罗姆时期，直至依靠一部分神圣的遗物稳定并激化信徒们的狂热的虔诚之后，人们仍感到基督教会似乎从某些方面讲还不够圣洁。从君士坦丁的统治到路德的宗教改革这段长达1200年的时间中，这种对圣徒和圣物的崇拜破坏了基督教简洁模式的纯朴与完美：这种堕落的某些迹象甚至在接受并推崇这一有害的变革的第一代人身上就已可看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