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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瑞典1958（第2页）

这个要求倒是很容易实现。队里的伙食营养很好，有鸡肉、牛肉，这是我第一次能每顿饭吃到这些东西。我看到什么就吃什么，同时继续健身。桑托斯俱乐部有一个健身房，我在那里学习空手道，它能帮助我学会如何正确起跳，而更重要的是，对一名足球运动员来说，我能学会如何正确落地。我身上开始长出肌肉，我的腿也变得粗壮了，不久之后，我的大腿就跟腰一样粗了。同时，我继续练习从小就从父亲那里学会的足球基础。我一天好几个小时都待在球场上训练，甚至在别的球员都离开了，我还要加练一会儿。

我心里想的是，即便远离家乡，我也要*做的事。

我很快乐。

而且，我自己都没有意识到，我正在攀升。

父亲常对我说，要想在足球上获得成功，才华是很重要的，但仅有才华也是不够的。他的足球生涯就证明了这一点。他还常对我说，运气也是一个重要因素。1956年过半，每当我思考该怎样才能代表桑托斯球队上场踢球时，他这些话就在我耳边回响。

我的首场比赛是为桑托斯青年队踢的。我打进了几个球，这已足够向俱乐部证明我通过了试训，可以得到一份合同了——虽说这是不合法的，因为我当时还未成年。又踢了几场青年队的比赛之后，我的机会终于来了。桑托斯主队要到邻市库巴唐踢一场练习赛——所谓的“友谊赛”，而队里有几名主力球员去不了，所以，我就首次穿上了一队的球衣上了场。我们6:1获胜，我打进了4个球。

从那以后，其他球员对我的态度就发生了变化。另外，桑托斯的媒体也开始注意到我，他们报道说，一个来自内地的小孩在足球上的表现令人惊讶。话语传开，我们训练时的观众都达到了1万多人，比以前多了一倍。

1956年9月7日是巴西的独立日，也是我跟故乡小伙伴们成立的球队用的名字，那一天，我第一次正式作为桑托斯俱乐部的球员上场，对阵的是科林蒂安斯。这个科林蒂安斯并不是那个著名的“科林蒂安斯”俱乐部，只是与之同名的一个小俱乐部，来自圣保罗州的圣安德烈市。我刚上场，桑托斯的优秀球员之一——佩佩，就射门了，对方守门员把球扑了出来，我将弹出的足球踢进了网内。这是我作为职业球员的首个正式比赛进球，是我职业生涯中1280个进球中的第一个。我太激动了，在球场上奔跑着，挥舞着手臂庆贺。比赛结束时，科林蒂安斯的球迷都站了起来，为我们鼓掌。他们的球员也都很好，纷纷走上前来向我表示祝贺。

这是一个很好的开端。桑托斯的媒体开始公开呼吁，让球队多派我上场，市里的人们也都认识了我，常常问我什么时候能经常参加比赛。

我还要等。最初我在桑托斯队踢的位置是armador，即支援型中场，可现在我更多地被当成攻击型中场使用，即场上的10号。问题是，桑托斯现在已经有两个非常优秀的攻击型中场了，即德尔维奇奥和瓦斯康塞洛斯，后者就是那个在我到球队报到第一天时搂着我的脖子热情欢迎我的那个人。

因为父亲的经历以及带给我们全家的影响，我很痛恨接下来发生的事。一天下午，在主场与圣保罗队的交锋中，瓦斯康塞洛斯跟对方球员狠狠地撞在了一起。看着他在球场上翻滚的情景，我们都意识到了其严重性；事实的确如此，他的腿断了。

而瓦斯康塞洛斯的受伤恰恰给了我上场的机会。1957年新赛季开始，而瓦斯康塞洛斯的伤还没好，所以我取代了他的位置。从此我再没有退出过主力位置。

瓦斯康塞洛斯是一个完美的绅士，几年后，有记者问他事情的经过，他说：

“桑托斯的10号是我的，这一点毫无疑问。直到有一天，一个小细腿的黑小孩来了，后来他走入历史，成了‘贝利’。”

多年以来，对“贝利”这个绰号的来历，有很多离奇的解释。其中一个说，这个名字出自盖尔语，意思是足球。这个说法很不错，但它无法解释为什么一个来自巴鲁的男孩要叫这个名字。另外，“贝利”在希伯来语中的意思是“奇迹”，这个解释也跟上面一样说不通。还有个复杂的解释是，一伙儿土耳其商人曾在巴鲁看到我跟伙伴们踢球，那时我不小心手球了，于是他们就说了“pé”——在葡萄牙语中的意思是“脚”，“le”——也许在土耳其语的意思是“傻瓜”。其实，这种说法也讲不通，但信不信由你，在此前出版的很多与我有关的书里都采用了这个解释。所以，我在这里将其转述一遍，让大家看看多年来关于绰号的来历是多么令人困惑。

那么，事情的真相是什么呢？

其实，这个真相有点令人失望：没有人知道“贝利”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因为，“pelé”这个词根本就不是一个词，在葡萄牙语里什么意思都没有。但是还有一个解释，出自我的舅舅豪尔赫，似乎比其他解释更可信一点儿，而这个说法跟我小时候在巴鲁踢街球是有关系的。

在前文中我曾提到过，小时候我经常在球场上充当守门员，因为，如果我整场比赛里都参加进攻，我所在的一方总会大比分获胜，而对面的孩子们就不愿意玩了。而在当时，父亲所在的半职业球队里的守门员有个外号叫“bilé”，所以，在我守门的时候，另一方的小孩们就会说：“嘿，他把自己当成bilé了！”“看啊，bilé又救了一个球！”小孩子们吐字不清，里面的元音和辅音说不清楚，于是，“bilé”就变成了“pelé”。不久以后，这个绰号就在球场上永远伴随着我了。

长大之后，我很不喜欢这个绰号。因为它是一句废话，没有任何意义。另外一个原因是，我对“埃德森”这个名字很是自豪，因为它跟著名发明家的名字一样。后来，我甚至会跟叫我“贝利”的孩子打架。如果非要有个绰号的话，我宁愿被人叫作“迪科”。还有一段时间，我在球场上被人叫作“gasolina”，也许是因为我跑得快吧。可是不论我用什么办法，都摆脱不了“贝利”这个名字。

在我来到桑托斯以后，很多事都跟以前不一样了，我也开始用另一种眼光来看待“贝利”这个名字。

也许理解起来有点难度，我来解释一下：在我的职业生涯即将开始的时候，我开始将“贝利”看作另一种身份。“埃德森”是一个来自巴鲁的穷孩子，是唐丁霍和塞莱斯特的儿子，他非常想念故乡的家人；而“贝利”是一个渐渐升起的明星，虽说还是个少年，但很快会变成一个体育偶像，甚至是世界上最著名的运动员之一。“埃德森”很缄默、害羞，但“贝利”要在千万人面前踢球、在镁光灯下微笑。他们俩是同一个人，但属于不同的生活——一个是我熟悉的，另一个是全新的、不断变化的，有时甚至是吓人的。

这种想法是不是很疯狂？也许吧。但请大家注意，在成为桑托斯的主力球员时，我才刚刚16岁，却一瞬间成了轰动性人物——第一年我就成了球队的最佳射手。而当时是上世纪50年代末，电台等媒体在巴西还是个新鲜事物；我们第一次有了一种流行文化，而我恰恰身处中心位置。一夜之间，我就被记者、球迷以及要跟我交朋友的人团团围住了。现在我们的社会已经习惯了各种名人大腕，甚至会对其冷嘲热讽，但在当时，从没有人有过被人热捧的经历。对像我这样的小孩来说，对这一切都无能为力；我说的不是足球，因为在球场上，我有很好的掌控能力。所以，我将“贝利”当作一个防御机制，一扇将我与外界隔开的栅栏；它能让我保住自我，不会迷失，“贝利”能让“埃德森”保持清醒。

多年以来，我常常会用第三人称讲述“贝利”，这件事令人十分不解。“贝利今天打进了两个球……”“贝利很高兴能来柏林……”这样表达常常是很有必要的。身为“贝利”，有些事情很难理解，有时候我自己都无法理解。能受到万众的爱戴和仰慕，我深感荣幸，我一直都将全世界人民对我的美好祝愿看得无比宝贵，正如一位叫诺曼·卡特勒的作家曾这样写道：“在这一个半小时里，他得到的英雄般的崇拜甚至比平常球员一辈子得到的还多。”可是，我不敢把它当成理所当然的事。上天赐给了我出众的足球才华，而利用这些才华让尽可能多的人感到快乐一直是我不敢掉以轻心的职责。正因如此，时至今日我都不会拒绝别人跟我合影或要签名的要求。

多年以来，我曾目睹很多离奇的事，一些超出了平常的球员与球迷关系的事：曾有成年人因见到我而泪如雨下；我曾在大型比赛结束时被球迷扒光身上的衣服去当纪念品；我曾被尖叫、哭泣的女球迷团团围住；而据推测，非洲某个冲突地区甚至因为我要在那里踢球而宣布暂时停战。

上世纪70年代，我住在美国纽约，那时我常常去儿童医院看望生病的孩子们。有的孩子已经几个月没能下床了，而在我走进房间时，他们竟然站了起来，像是痊愈了一样；他们的眼里闪着光辉，对我说：“我要当一个著名的足球运动员！我要进很多球，就像你一样，贝利！”

天哪，这些孩子，有的是晚期癌症，有的是被截了一条腿，可当我望向他们的父母时，看到的是同样的眼神，似乎他们对孩子的话深信不疑。于是我回过头，聚集起所有的信念，对那些孩子说：

“对，孩子，你出院以后会成为一个优秀的球员，就像我一样。”

这些经历都是我的荣耀，有些是我一生中最宝贵、最充实的事。天哪，现在回想起来我都要哭出来。但是，那些孩子并不是因为见到一个名叫“埃德森”的巴西人而兴奋，他们鼓起最后的气力，为的是见一见“贝利”，那个足球传奇人物，他们的偶像。这种事绝不是一个人能承受得了的，而多年以来作为“贝利”背负着这么高的期望值活着，不亚于我在球场上承受的任何挑战。

一天下午，我下楼到桑托斯球场的经理办公室去给家里打电话，这种电话我每周都要打一次。

电话是父亲接的，他似乎有点上气不接下气。

“迪科，”他说道，“我听说你被招进国家队了！”

我兴奋地大叫起来，甚至就在办公室里跳起了舞步。这意味着我能代表国家队出战1958年的世界杯了，而我刚刚17岁！

“等——等一下，儿子，别激动，”父亲接着说，“不过不是很确定。”

“你……我……什么？”

父亲给我解释着，我的心都快蹦出来了。当时父亲坐在家里听收音机，这时播音员念到了此次招入国家队的人员名单。但父亲没听清到底他念的是“pelé”还是“telê”，后者是里约的弗鲁米嫩塞队球员。

“也许你该去问问球队的管理层，”父亲建议道，“记得给我回电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