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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3章（第1页）

正像几乎所有的回忆录一样，马可&iddot;波罗对自己中国之行的回忆，在具体年代、事实（尤其是数目字）、地理状况等方面有不少不准确的和前后不相一致的地方，很多的地名、人名更因游记文本被辗转传抄变得难以释读。但是其中有很多描述，不是曾经身历其境，或者亲身得之于当时统治层内的口耳相传，是很难讲得像《世界记》中那样详实、具体而准确的。例如，马可&iddot;波罗这样描写西湖上的游艇：&ldo;在湖上还有许多游艇和画舫，长十五至二十步，可乘坐十人、十五人或二十人。船底宽阔平坦，船行时不会左右倾斜摇晃。那些爱好泛舟游览的人，或携家带眷，或邀请一些朋友，雇上一条画舫，荡漾在水平如镜的湖面上。画舫上桌椅板凳、宴客的设备，无不布置得整齐清洁，舒适雅观。船舱上铺一块平板或说甲板。船夫站在上面，用长竹竿撑船前进。湖水不过三四米深。他们长篙轻点，直达目的地……船身两侧均有窗户，可以随意开关，便于游人坐在桌边，倚窗眺望，饱览沿途绮丽的湖光山色。……因为湖面宽阔广大，相当于全城的长度，假如伫立在离岸一定距离的船上，不仅整个宏伟、瑰丽的城市，它的宫殿、庙宇、寺院、花园，以及长在小道上的参天大树，都可以尽收眼底，同时又可以观赏其他画舫载着游湖行乐的男女，轻轻地在湖上穿梭似地来来往往。&rdo;

在讲述位于大运河流入长江处的瓜州镇（在今江苏扬州）时，马可&iddot;波罗提到，&ldo;在瓜州城对面的大江中心，屹立着一座岩石构成的岛屿，岛上有一个大寺院，住着两百名和尚，敬奉偶像&rdo;。这里说的&ldo;岩石构成的岛屿&rdo;和岛上的大寺院，就是镇江的金山和金山寺。

马可&iddot;波罗对中国北方的熟悉程度，显然还要远远超过南部中国。他很详细地叙述了发生在至元十九年（1282）的王著刺杀当朝宰相阿合马的事件，说：&ldo;当上述这一切事件发生的时候，马可&iddot;波罗正在那里（指大都）。&rdo;他还有声有色地讲述了元朝平定东北叛王乃颜的战争经过。他说到，忽必烈亲征乃颜时乘坐的是象轿。这一点与汉文史料的记载相符合。他又说，乃颜是一个基督教徒（应是基督教聂思脱里派信徒），他把十字架画上了自己的战旗。这是一条非常有价值的史料。因为汉语文献虽然讲到乃颜&ldo;离佛正法&rdo;（就是信奉一种有异于佛教的宗教）、&ldo;惑于妖言&rdo;，却没有留下关于他究竟信奉什么宗教的明确记载。从聂思脱里教派当时的传播情况看，乃颜皈依这一教派是完全可能的。马可&iddot;波罗还提到乃颜是按照&ldo;不出血死&rdo;的方法被处死的。而根据汉语文献，我们只知道乃颜死后被扔进了附近一条名叫失列的河里。他被按照处死蒙古贵族的传统方式执行死刑，也完全符合当时的情势。马可&iddot;波罗的这些讯息，无疑是从元朝官场知情人的口中获得的。乃颜之乱发生在至元二十四年（1287）。马可&iddot;波罗大概要从马八儿回到中国以后才能听说这件事。这时候离他南走泉州、航海西归已经没有多久了。

在汉语史籍中没有留下任何有关马可&iddot;波罗的直接记载。汉文文献中先后提到过好几个&ldo;孛罗&rdo;或者&ldo;孛罗丞相&rdo;。但他们都是蒙古人，其名称乃是蒙古语（bolod译言钢铁）的译音，与马可&iddot;波罗的欧洲姓氏polo也不相干。那么，这个在威尼斯以&ldo;百万&rdo;先生著称的人，真的到过中国吗？很久以来，总是有人在不断地提出这个问题。

古代风景画鉴赏怀疑马可&iddot;波罗来过中国的人们，提出以下这些理由来支持自己的看法：首先，虽然马可&iddot;波罗讲述的旅程大体上是自西向东，再从东亚回到西方，但他的经行路线时常中断，突然跳跃到另一个端点重新开始，顺序颠三倒四。所以&ldo;虽然现在还有人沿着马可&iddot;波罗的足迹，继续进行考察，但一些卓越的旅行家在有人向他们详细询问时承认，在波斯以远地区一步不差地沿着马可&iddot;波罗的足迹旅行实际上是不可能做到的事&rdo;。

其次，他在书里谈到的若干情节明显地属于自我吹嘘和作假的性质，例如他说自己是元军攻占襄樊时在前线制造回回炮的人，又说自己曾做过三年扬州城的长官，等等。

再次，他在中国生活长达17年，为什么一句也没有提起关于中国的许多最独特的事物，例如女人的小脚、茶、长城、筷子，还有汉字，而这些本来应当是最能吸引马可&iddot;波罗本人以及他的本国读者的好奇心的。

最后，就如前面已经提到的，中国的汉语文献汗牛充栋，但居然没有一件直接提到过这个传奇人物。&ldo;不见经传，耐人寻味&rdo;，因而使人生疑。

怀疑马可&iddot;波罗到过中国的人，于是把他的《世界记》看做是由一个讲故事的能手和一个三流的通俗传奇作家合作，根据一本通商指南或导游手册之类的读物编写而成的世界地理概述，而不是真正的具有行程日记风格的个人游记。在他们看来，马可&iddot;波罗关于中国的知识与他所宣称的17年在华体验是根本不相称的。

中国学术传统历来强调&ldo;说有容易道无难&rdo;的原则。怀疑马可&iddot;波罗来过中国的人们，也许有一定的道理。但是，这些理由全部迭加起来，似乎仍不足以排除他本人的说词。要一个人在事隔十多年后&ldo;一步不差地&rdo;把过去的复杂旅程回忆出来，这差不多是一种苛求。马可&iddot;波罗的旅行路线，除了几次明显的中断和插叙，基本上是可以按元朝政府所设驿站的走向予以复原的。他确实在有些地方自我放大，浮夸吹嘘（如在襄阳造炮），不过难道我们可以据此而将他的全部叙述视为不可信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