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忆刘良律师
谈谈刘良。他和我家有着非平常的友谊。刘良身材中等、五官端正,皮肤白里带灰,额宽、唇薄、两颊少肉,眼睛有神,举止有些像上海白相人。一看便知他是南方人。性格刚直、豪放,对人处事有时手段颇辣,但心地善良、有情义、有正义感、有智慧,胆大心细,是个办事认真负责的人。他能说善道,话匣子一开便滔滔不绝地说个没完。有时,说些风趣幽默话,让人笑痛肚子。他动辄嘲笑人,有时连我也要损几句,我认为他是有才智能干事的人,总是容忍一笑。久之,他看出我是在容忍,他懊悔不已,向我道歉!
刘良是江苏苏北人,在家庭里是长子,故特别受宠。父亲、伯父经营山东线织台布、花边和茶叶,属富商家庭。因而刘良能进大学。后来因客观局势不断变化,家境渐次衰落,未能再深造。大学毕业后,在上海设立律师事务所为业。
刘良和夏之时的儿媳的姐夫刘光美在上海中国公学同学时,他从刘光美处听到有关我和夏之时离婚事,同情我,慕名特来美华里访问我们母女。首次见面就很礼貌地称我伯母。日久彼此了解,和我们的来往也就多了。
因为他的职业是律师,处上海光怪陆离复杂的社会,不得不结交些流氓朋友。
学会了一口流利的流氓行话。他很尊敬我,爱护小妹妹们。有时他来我家,刚进门,女儿们齐声叫喊:“流氓来了,流氓来了……”他总是笑笑。
思想方面,他开始对共产主义有些模糊,经常和他聊天,逐渐偏左,求进步了。
1935年锦江开门后,他担任两店常年法律顾问。他曾冒险协助过我的地下工作。
解放后他求进步的心情炽热,我通过陈同生同志关系,介绍他去苏州革大(革命大学)学习。当时,他在上海市文史馆工作。生活上由文史馆及上海市统战部支给。不幸于1963年夏在上海患胃癌辞世。
1963年夏,当我和国瑛女去沪,我俩分别去探望过他的病情。当时,我见他开刀后出院自己注射西药b12,还自己动手炖鸡汤,满开心。不料在我回京后不久,他竟因病复发离开人间了。
事后,得他胞弟告知:刘良在临终前,手拿一寸大的照片说:“我一世结交朋友不少,但以董伯母和她全家是值得尊敬留恋的,你把这张照片送给董伯母作个纪念吧!”惜此照片与我多年家藏的照片共同命运,在“文化大革命”中一起失去了。
回忆刘良和我们多年诚挚的友谊,他极力帮助锦江解决难题,他是曾与我共同冒过极大危险的进步人士,能不令人由衷地怀念!
十、艰苦挣持
由于自己是个女子,在当时社会情况下,人们对我居然敢开锦江是又敬又疑的,因而在经济上很难取得上海金融界的有力支持;加上自己又不是一个愿意走邪道来迎合有权势者的欢心而使锦江仰其鼻息的人,唯一的出路只有刻苦经营,自力更生。
所以,每次逐步扩充,都是放胆先行打出限期空头支票,待装修完毕,扩大营业增加收入后再来兑现。这种做法,引起店内工作人员和朋友们的担心,惟恐装修扩充后,生意不好,岂不要亏本,退票就要失信关门。大家在这问题上,总是缺乏信心,我则不言语。原来只有大小共四间,扩充到二三十间,还增设了能容顾客三百余人的“锦江茶室”。扩充后,因生意照样日益兴旺,终于得到银行的信用支持,故打出的支票从未退过。
当时社会封建思想意识浓厚,重男轻女。在男子中心社会中,女子经营事业,到处受束缚。我常常为此痛心疾首。至于前述中外人士愿意投资开设分店,那是锦江已经闻名特来锦上添花而已。不过话要说回来,任何事情都是要首先依靠自己努力争取,才能有所建树。
十一、两颗炸弹
1937年8月13日,日本帝国主义继卢沟桥事变后,又进攻上海。国民党飞机不知是由于受伤还是出于误投,在大世界十字路中心交通指挥亭那里丢下了两枚炸弹,伤亡一千多人。锦江房屋震动受损,侥幸地没有被炸毁。职工中路过大世界炸死一人,失踪二人。记得那时我和职工五六人及二女国琇正在厨房屋顶观看,当时看到一架飞机从龙华飞来,愈来愈近,忽见两黑球从飞机上当头落下。我知道是炸弹,就大声叫大家快下去、快下去。当时有人马上卧倒,国琇和其他人从窗口跳进厨房,职员张学德吓得脸色苍白,浑身发抖,摆着手摇头,嘴里颤颤抖抖地念着:“没有办法了,没有办法了!”语声未落,轰!轰!两下,炸声如雷,厨房立刻震动起来。
我双手捧着头倒伏在天台上,像失去知觉似的。半晌清醒过来,见厨房在一片烟雾中,碗碟碎成一地,四周墙壁垮下不少。这时吓呆的职工们也慢慢地爬起来。只听得外面一片喧嚷声,才知道炸弹是落在大世界前面。大家齐声叫险,“啊呀!稍为偏向西南一点点,就连人带店全部完了!”我立刻集合职工,清点人数,缺了三人。
吩咐职工守店,自己跑出去看。大世界前面,十字路中心的交通警察岗亭被炸得影子都不见了,路上遭难的行人被炸得有的只有一条腿,一只手或半边身子,有的面部血肉模糊,脑浆四溅,许多人在那里把这些四分五裂的断身残体和肉块堆积起来,活像一座小丘。救护车川流不息地从血泊里抬送就医那些奄奄待毙的受难者。死者亲属们在那里认尸,哭声震天,惨不忍睹。我站在十字路口呆着,悲愤交加。暗想这就是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国民党政府所给予人民的“恩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