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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发布地址:找到回家的路】2021年4月5日九九年元旦我是被急促而又紧凑的敲门声吵醒的。努力辨别了声音的来源，当反应过来是院门的动静，才长叹口气。一年又突然到了最后的几个月，气温下降得不像话。每天早上的起床，成了一项格外充满挑战的运动。六点半的起床闹铃，就变得比午夜凶铃更加让人充满了忧伤与悲壮。整宿冬风，刮出了地平线，湛蓝的天空显得尤为清冽高远。通透的阳光倾泻而来，砸得我又昏昏欲睡。光秃秃的香椿树在寒风中瑟瑟摇曳，清冷而苍凉，那一阵紧似一阵的敲门声还在继续。恍惚间母亲应了一声，哒哒哒的拖鞋声和脚步声，开门声。然后是奶奶声音：「凤兰啊，才起呢？」母亲拢了拢头发，手扶门板：「今儿个有点不舒服，有事儿啊妈？」「唉，也没啥事，今天元旦包了饺子，让林林过去吃」奶奶咧嘴笑道。母亲说：「行吧，一会我跟林林说」见母亲没让她老进院的意思，招呼了声，奶奶扭着碎步就回去了。阳光折在雨搭上，五光十色，炫目得有些过分。插好大门后，母亲俏脸异常苍白，我也不知道该不该用这个形容词。也许原本就白皙，这下更白了。捯饬着迤逦而行时，她步履有些奇怪，但依旧如往常一样轻巧。刚挑开门帘，见我披条棉被站在门口，母亲噗嗤一声：「土地爷呢你这，吓我一跳！」说着一只冰凉的小手飞进了棉被，惊得我落荒而逃。出门时母亲又回过头来催我赶紧穿好衣服，说你奶奶来叫了，待会过去吃饺子。搞不懂为什么，母亲近几日颇为怪异。三下五除二穿好了衣裤，却又禁不住一阵莫名的沮丧。我刚穿上鞋，「梆梆」地敲门声又起，急促而响亮。母亲放下手头的活，开了门，却是小舅妈。「大白天的插什么门哪」小舅妈白了母亲一眼，抬腿就进了院：「咋了你，听你妈说你不得劲儿？」母亲一愣，忙接了句：「没事，可能着了点凉。你咋来了」「来看看你呗，」小舅妈撇了撇嘴：「晚上上哪滚去了？要不能着凉？」母亲跟在小舅妈身后，拧了她一把：「说啥呢，你这张嘴真该扯了去」小舅妈掩嘴格格地笑，又伸手转身摸了摸母亲的额头：「这两天在学校就觉得你不对劲，你没事儿吧？要不，去诊所瞅瞅？」「哎呀真没事，哪至于去诊所」拍开她的手，母亲重又进了厨房。九八年冬天王伟超事件后，娘俩不仅午餐总在一块吃，就连上下学，母亲无论如何都会让我与她同行。要么我载她一程，或她载我半程，好像一切又回复如昨。然而，很显然她一直在掩饰，强颜欢笑，脸色却愈来愈差。在家总会时不时地沉默，有时候又会欢快得过了头。母亲不是个好演员，特别在感情面前，她是个与生俱来摘掉虚伪面具的人。洗漱完毕，出门我就差点与小舅妈撞个满怀。还来不及叫一声舅妈，小舅妈就虎着一张脸：「说，是不是又惹你妈生气了，老实交代」而我能说什么呢，我只好护住俩耳朵，脸已红得不像话。支支吾吾半天，始终都没嘣出个屁来。「哟哟哟，这小少爷又害羞了，我看你将来咋娶媳妇儿」小舅妈哈哈大笑，一下搂紧了我，对母亲说：「别做了，不是说了么，去你妈那吃」母亲瞥了她一眼：「又没叫我，不是喊林林呢么」小舅妈杏眼一瞪：「你咋那多事儿，叫林林不是叫你啊？还得挨个叫应？又不是吃正席哩」见小舅妈有些急眼，母亲忙说：「真不去了，一会儿我随便吃点再躺会」说完，母亲伸长了白皙颈脖又望向我：「开年就得中考了，吃完别忘回来复习」那会儿为了缓解经济压力，整个假期母亲都在某培训机构代课，辅导些高考作文什么的。他们的传单和讲义我都瞄过，和全天下的同类一样，无时不刻在吹嘘自己多牛逼、多独特以及多有先见之明。所谓先见之明，即在以往的高考历史中曾风骚地押中过多少多少题。我问母亲这都是真的吗。她先是呸一声，后又敲敲我的头：「人嘴两张皮，看你咋说了呗」显而易见，母亲只是位经验丰富的老教师，绝不是什么高考押题专家。但条件非常之优厚。每天只需两课时，薪水嘛，相当于以往五分之一的月工资。理所当然地，那一阵我也毫不含糊，一有空就上工地强健体魄，磨炼心志去了。春天开学后，母亲一无既往带高一。每周逢双有两节早读课，娘俩却很少同行，理由是我嫌她骑车慢。午饭倒经常在一块吃，理由是「你营养得跟上」。＊＊＊＊＊＊＊＊＊院子的香椿树和梧桐，枝叶依旧，逐渐浓密，连门口刚挂不久的风铃，也一如既往地叮咚作响。玻璃上映着蓝天绿瓦。而那年的夏天，就这么地突如其来了。电视里反复播放着「邪恶的美帝国主义悍然轰炸我驻南联盟大使馆」的新闻报道，全国上下都似乎沉浸在了一种悲痛和热血澎湃的声讨氛围中。如你所见，我们从小就被灌输一种传统美德叫——「爱国思想」。而这一年，或许让更多人理解了这几个字的真正涵义。然而你不得不承认，我们所有人的爱国因子，似乎都来自于对母亲、家庭或故土的眷恋。不知为何，春的温暖还末离去，我心中却涌起了一阵秋的悲凉。后来，电视里突然跳出一位道貌昂然的某位政府官员，阐述着「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涵义。这帮官老爷们倒是「精神文明」的身体力行者，用王伟超和呆逼们的话说，是「白天文明不精神，晚上精神不文明」。我索然无味，关上电视。记得那阵正逢中招冲刺，又是实验加试，又是体育加试，文化课还忒多，其劳心强度比起高考也不惶多让。五月初的某日——没记错的话，应该是十二号。市教委组织广大中小学生上街，自发而义正言辞地抗议美帝轰炸我驻南斯拉夫大使馆的野蛮行径。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且极有可能是最后一次参加游行。但同样，我也第一次感受到了，中国人民的民族激情，依然是汹涌澎湃的。其时人头攒动，彩旗飘展，口号热烈，群情激昂——如果美帝大使馆胆敢驻在平海的话，我们也一定会拿起鸡蛋和砖头把它砸个稀巴烂。遗憾嘛，有二：其一，学生方阵被排在第二位，排在最头的是平海市法轮大法联合会，难道不应该是祖国的花朵们冲锋陷阵吗？其二，口号喊得人口干舌燥，却连瓶水也不发。等满身酸臭地赶回家，我连句话也说不出来了。于是母亲就给我递来了一瓶冰镇啤酒。我咕咚咕咚干了个爽。「不会慢点你！又没人跟你抢」然后母亲又怪我身上脏，过来就扯起我胳膊：「一身味，快脱了散散汗，待会去洗个澡」我只感到一团柔软与清香，尽管面红耳赤，还是幸福得想闭上眼。也就是那晚凌晨1点左右，我听得见院子里的风声，叮铃铃的。恍惚间听见父母房里母亲似乎在喊叫我的名字。若有若无，急切而短促。我没来由一个激灵，心里咯噔一下。胡乱套上衣服，就跑到了父母房间。于是看到母亲侧躺于床，那簇簇秀发缠绕着面容、脖颈，身体蜷缩成一团。透明的汗珠自她苍白的脸颊滚滚滑落，沿着白皙的颈脖把枕头浸湿了一大片。毫无疑问，有生以来，我从末见过如此痛楚的母亲。「妈，」我问：「咋了你？」尾音甚至带着哭腔。母亲说不知道，就是肚子痛。于是我一通翻箱倒柜，急于找到些止痛片或暂时缓解疼痛的药物。床头柜里啥也没有。倒是在梳妆台的二层抽屉里，我发现了母亲的一个旧手袋。漫无目的地，我打开乱翻了一通，结果摸到一叠纸。随手拽出来一看，粉色纸面，蓝色小字，像是银行或者医院收据。我以为是爷爷以前的手术单据，就胡乱瞄了一眼，不想「张凤兰」仨字一下就蹿入眼帘。没由来地，我心里猛然一紧，两秒后又涣散开来，好似雪球必然会融化，烟雾必然会消散。我只觉脑子有点发懵，而灯光硬得厉害。单据上赫然印着「电子宫腔镜检查」，再往下是「09氯化钠注射液」、「y道灌洗上药」、「宫颈注射」、「观查床」、「一次性引流管」以及「超导无痛人流」。后面还有一长串，但那些字跳跃着，越发难辨。除了发票，还有些白纸绿字的收费清单，甚至一张b超报告和宫颈检查报告。然而，此时此刻母亲已痛得说不出话来，不允许考虑其他。于是我就收了起来，放回原处，出票日期是1998年12月29日。到隔壁院叫来奶奶，我俩过去扶着母亲下床，但母亲痛得根本走不了路。我一看急了，哪管得许多，二话不说，直接抱起母亲就往外冲。到了附近诊所，母亲苍白的脸庞让我心烦意乱。诊所的医生检查完病情，说：「这急性阑尾炎是要做手术的，但我这里做不了。刚给病人打了抗生素，你们快去市医院吧」我又跑出诊所外叫车，但平海这个时候还哪还有车，打120总没人接。我简直吓坏了，因为在我当时浅薄的认知里，急性阑尾炎是很容易死人的。情急之下，我又背起母亲，一路狂奔。我也搞不懂为什么自己这么能跑。用陈瑶的话说即——简直像头野驴。多年前曾有人对我说过类似的话，于是我就夺得了人生中的第一个中长跑冠军。那之后的每一年，但凡我参赛，就至少有一个冠军收入囊中，以至于某教练数次撺掇我改练田径，直到母亲杀进了平海一中体育组办公室。再见我时，该教练说了两句话。第一句伸了个大拇指：「你厉害，你妈更厉害！」第二句是在体育课解散后，他满脸堆笑：「瞅你是棵好苗子，结果你妈拿我当人贩子！」到了大学也一样，鄙人可谓独立于体育学院的一道亮丽风景。甚至从某种程度上讲，高校里的总体竞技水平反倒要差普高一大截。所以奖牌对我来说几乎是手到擒来。到达市医院时，母亲已昏迷过去。我哭喊着叫来值班医生，将母亲送到手术室。此时此刻，我才意识到后背已全部湿透，像刚从河里捞出来。也不知那些汗水是母亲还是我的。这一夜我基本没合眼，如坐针毡。也正如你所见，我就像条被打断了脊梁的流浪狗，在手术室门口游离徘徊。后来瘫在手术室门口长椅上，盯着天花板发呆。顷刻后就又蹦起来，不停走来走去，简直像个神经病。第二天早上，奶奶才姗姗来迟。母亲躺在病床上，医生过来看了情况，说：「昨晚是你儿子吧？勇猛啊，背着你狂奔过来的。要再晚些，就比较难说啰」母亲先是笑，后来又捏紧我胳膊。然后，我就看到她一汪清泉里荡漾起层层水雾。叫了声妈，没来由地我就眼眶一红。虽然满脸倦容，但更多的却是后怕。母亲又笑了笑。用手捏了捏我脸：「奶奶在呢，快回去睡会吧」摇摇头，我说：「不困」这样说虽末免显得矫情，可我能说点什么呢。我真不困。休息一礼拜，母亲就急于出院。按她的话说，毕竟不是啥大不了的事。更主要的是，她受不了医院那股消毒水气味。记得母亲住院那几天，姥爷姥姥和小舅他们都过来探望。姥爷把我拉到一边，叹了口气，千言万语最终化作一句欣慰地话。他老说，好样的，你妈没白疼你。「帅爆了，林林」小舅妈则趁势飞扑而上，趴于我后背，满脸花痴状地说：「背你妈一口气飞上十里，搞得你舅妈都想阑尾炎快点儿发作了呢」理所当然地，我脸立马就红得像五月的石榴。「小少爷啥时变大力水手了？」小舅依然笑嘻嘻地，他踢我一脚：「嘿嘿，这老张家的基因精华，可全让林林一个人收走啰」羞愧的说，得益于体育特长加分，九九年暑期结束后，如你所见，我转入了一中。从一中到家，须穿越大半个城区，老师建议我住校。当时母亲啥也没说，只叮嘱我在学校少打架，有空多看看书。当她说这话时，头也没抬。但在母亲撇过脸去的那一瞬间，我分明又看到了她水雾氤氲的清泉里已荡漾开粼粼波光。理所当然地，我选择了用脚来丈量家与学校这两者间的距离，不就是多走几里嘛，骑车也就不到一小时。平海一中是开放式教学、封闭式管理的先驱。基本上平海人都听说过这所学校。一中校长很有商业头脑，当年第一个「高举素质教育的大旗，紧跟形势大步发展」。通过各种宣传报道，一下子把沉寂很久的一中推上了教育界前列。更为离奇的是，坊间曾经一度流传着关于一中校长的故事。有一次，他的爱车不知被哪个傻逼不小心从楼上掉下的书砸了个大坑。他老人家当时赶到现场之后，说的第一句话竟然是：「砸得好！砸车没事，千万不能砸到我的学生」从此之后，该校长名声在外，名利双收。毫不夸张的说，现在所谓的那些炒作推手比起他来，那简直差了档次。就是这样，不繁不简的日子，不藏不显的心境，高中的生活，一切刚好。开学后，某次早读时，语文科代表在上面带领大家读课文。结果他老不负众望地把「本草纲目」念成了「本草肛门」，让众逼们的一天在笑声中开始。后来，某个呆逼对我宣称：「我吧，从小学、初中到高中，绝对一周之内和全班同学都混熟。可是你，居然一个月都没和我说过话！」「是吗？」「把吗字去掉！你是不是讨厌我？」「没有」我无语。「那我就放心了，要不我高中生活就有了缺憾」我切了一声，不置可否地瞥他一眼。这货笑了笑，觉得我有点意思。说我和其他逼不一样。虽寡言少语，但不做作。「对了，你初中哪个校的？」我猛地抬头，很警觉地问：「咋？」「啊？」很显然，我的态度让这逼一时难以适应：「就……就是问问你——初中哪儿的……」他有些结巴。「我不是本校考的，以前在二中」我楞了好一会才说。「嗨，没啥，我也不是本校的，」这货以为我自卑，忙开解道：「我们学校更次，我中考全校第一，总分才556。要不是体育特长，根本来不了一中」我呵呵笑了笑，深有同感地表示：「彼此彼此，以后别提初中的事」「没问题，我叫韩东！」这货信誓旦旦地说。就是这样，那天以后，我和韩东就熟了起来。后者总跟我开些高雅离奇的玩笑，偶尔我也会用低俗怼他两句。后来嘛，后来俩转校生理所当然成了好基友，经典的青春狗血轻喜剧。＊＊＊＊＊＊＊＊＊搬到东院以前，蒋婶很少到我家串门，毕竟母亲和村妇们没什么共同语言。当然，这并不是说母亲不好相处，事实上恰恰相反，她在村民中挺有威望和人缘。一个表现就是，村里请长途车托运的物件，偶尔会就近放在学校传达室，由母亲代捎回来。这些物件多数情况下是衣服，有时则是土特产、书本和化妆品，甚至也不乏证件、病例单等稀奇古怪的玩意儿。记得九九年国庆节后不久，母亲从学校带回一个大包裹。据说是几个村妇托人在平阳买的什么内衣。那两天秋雨绵绵，不时有人到家里来取衣服。条件允许的话，她们还要亲自试一番才会心满意足。有个晚上我和母亲在堂屋看电视，蒋婶伙同另一名村妇走了进来。一阵寒暄后，她们便拎出衣服，在灯光下仔细揣摩起来。老实说，妇女们在电视机前喋喋不休又锱铢必较的样子实在令人厌恶。于是我索性躺沙发上，蒙头裹了条毯子。眼前一抹黑，听觉却越发敏锐。细碎的脚步声，窸窣的衣服摩擦声，咳嗽声，说话声，笑声，我甚至能想象口水从她们嘴里喷射而出，在灯光下绚丽地绽放开来。这让我越发气闷，只好翻身侧头露了条缝。不想堂屋正中的布帘没拉严实（其实从没拉严实过，没有必要），堪堪垂在耳边。如你所料，透过两指宽的缝隙，一个肥硕的肉pi股映入我的眼帘。它被一条大红棉布裤衩包裹着，浸泡在颤巍巍的灯光下，各种纹路、沟壑和光影历历在目。虽谈不上多美，却是个货真价实的女人pi股。我感到心脏快速收缩一下，就扭过了脸。母亲和另一名村妇在东侧沙发上聊天，吴京因兽欲所困要跟焦恩俊拼命，那么，布帘那头无疑是老赵家媳妇了。犹豫片刻，我还是小心翼翼地凑了过去。这次看到了正面。浑圆的大白腿，饱满的大腿根，微颤着的腰腹，扣子一样的肚脐，厚重的大红棉布胸罩和正乳豆腐般溢出的奶子，以及，一张惊讶而呆滞的脸。蒋婶的眼本来就大，那晚瞪得像汤圆。咣当一声，我脑子里给扔了个二踢脚，一片空白，甚至忘了及时撤出险境。或许有那么一秒，俩汤圆迅速消失。然后她麻利地提上裤子，冲客厅说了声「有点紧」，就转身去穿上衣。我估计是的。因为那时我已仰面躺好，正在妇女们的唧喳声中大汗淋漓。蒋婶很快就回到客厅，在电视机前转了好几圈。一片赞叹声中，她突然面向我：「林林，你看咋样？」众所周知我没意见——除了语气词，我很难再说出其他什么话了。蒋婶再进去时，我自然没敢动。但不多时，耳畔传来椅子的蹭地声，身旁的布帘也不易觉察地掀起一袭波浪。几乎下意识地，我侧过脸去。出乎意料，横在眼前的是一条光洁圆润的大腿。它光脚支在椅面上，于轻轻抖动中将炙热的阴部送了过来。是的，几根黑毛打棉布侧边悄悄探出头，而我，几乎能嗅到那种温热的酸腥味。至于蒋婶的表情，我没了印象。或许她瞟了我一眼，或许她整个脑袋尚滞留于褪去一半的上衣中，又或许——我压根就没勇气抬起头来。这之后再见到蒋婶，无论在家中、胡同里还是大街上，她都跟以往一模一样，以至于我不得不怀疑那晚是否是卧在沙发上做的一个梦。但毫无疑问，有些东西被点燃了。毫不夸张地说，九八年那个令人羞愧的晚上像座突然崛起的堤坝，把我体内跃跃欲试的潮水收拾得服服帖帖。好长一段时间后，我才重拾手y的乐趣。至于蒋婶，我说不好，或许她只是恰巧处在那里吧。就如同九七年夏天在平河滩上偷瓜，你选定一个，必会被另一个所吸引。那不计其数的西瓜似河面上的波光粼粼，令人眼花缭乱。而犹豫等于被俘，如果你真的口渴难耐，唯一的正确做法是就近抱住一个就跑。九九年冬天后，蒋婶就经常在家里走动了。她不打正门进来，而是走楼顶。有好几次，我见她拾阶而下，毛衣里的奶子像不时飘荡于院子上空的嗓门般波涛汹涌。多数情况下她会找奶奶闲聊。当然，碰到父母在家也会扯几句。比如那年母亲在卢氏给我做了套西服，她看了直夸前者有眼光，还说我瞧起来像个小大人了。这算不算某种鼓励我也说不准，总之冬日惨淡的阳光驱使我在她丰满的身体上多扫了好几眼。那个冬天多雪，2000年元旦前后积雪甚至一度有膝盖深。于是人们就缩在煤炉桌旁烤火——那是一种类似于炕的存在，下面炉子上面桌子，至今北方农村靠它取暖。有天晚饭后我趴桌子上看书，周遭是喋喋不休的众人。他们的唾液绕过电视剧和瓜子后依旧充沛有力。蒋婶就坐在我身侧。可能是某个搞笑的剧情后，她的腿悄悄在我腿上碰了一下。之后就是无数下。这令我大吃一惊，却又无可避免地振奋起来。作为回应，我忐忑不安地在那条丰满的大腿上捏了几把。我甚至想长驱直入。但她猛然攥住了我的手。一番摩挲后，那个多肉的小手围成一个圆筒，圈住了我的中指。是的，伴着耳畔粗重而压抑的呼吸，它轻轻地套弄起来。我不知作何反应，只能僵硬地挺直了脊梁。记得我看了母亲一眼，她正好撇过脸来，说：「少吃点瓜子啊你」然而某种令人作呕的东西正让我迅速勃起。毫无疑问，那已是近乎赤裸的交配信号了。＊＊＊＊＊＊＊＊＊九九年秋收后，陆永平再没到过家里来，至少在父亲出狱之前。倒是张凤棠来过一次。记得当时大豆还晾在走廊下，每次我经过时它们都要噼啪作响。张凤棠给爷爷奶奶提了两兜鸡蛋，说是农忙要注意身体，然后就拐到我们院里来。我正呆在厨房吃饭，客厅的说话声却听得真真切切。张凤棠在为上次的事道歉。她说自己大的没有大的样，真是不会做人。我亲姨前脚刚走，奶奶就跑了过来。犹豫半晌，她压低声音说：「凤兰啊，你该不会真对不住和平了吧？」期中考试后的那个下午，神使鬼差地，我跑到村祠堂打球。正飞扬跋扈，猛然瞥见母亲打养猪场方向而来，我突然就一个激灵。顾不得球场上的吆喝声，我立马钻到了人群里。生怕她从人堆里将我一把提将出来，扯着我双耳大吼「跟你说过多少次了别到处晃荡，看我治不死你」。

这样的话，我恐怕就真没法活了。后来养猪场我也去过一次，这个巨大的扁平建筑不知何时已空空荡荡。只有那些锈迹斑斑的防盗门窗提醒我，这里曾经存放过某样东西。而那辆烂嘉陵又是何时不见的呢？我死活想不起来。陆永平好像再没骑过它。在以后的岁月里，偶尔我眼前也会浮现出它在阳光下闪闪发光的样子。还有那些雨夜，它醉汉般卧倒在梧桐下的泥泞里，被雨滴敲打得叮叮作响，恍若地底的知了猴又要倾巢而出了。2000年世纪之交，恰逢农历的龙年。随着「世纪婚礼」「世纪婴儿」愈演愈烈，那些莫名其妙的人像商量好似地赶着趟要为我们这个发展中国家制造更多末来花朵。然而，那年正月十六的早上，我是被一声直冲云霄的哀号惊醒的。其凄冽、冰冷，令缩在被窝里的我都打了个寒战。有一刹那我以为来地震了。羞愧地说，自打九八年冬天张岭那一小震后，呆逼们都眼巴巴地期盼着平海也能依葫芦画瓢地来一出。然而总是事与愿违。那天自然也不例外——哀号很快变成了呜咽，时断时续，大地却稳当如初。于是我想，没准老赵的小老婆又被何仙姑附体了。她总是擅于被各路神仙附体，有时是九天玄女，有时是吕洞宾，多数情况下是何仙姑。何仙姑喜欢用评剧的形式教育大刚夫妇，尖酸刻薄，宛转悠扬，十分精彩。这么瞎想着，昏昏沉沉地，我突然听到一阵脚步声。像是打楼上下来，咯吱咯吱响，很快就进了堂屋。没一会儿它又出现在院子里，穿过走廊，在我门口消失不见。片刻后，卧室门被叩响：「林林」不知为何，我没敢应声，而是扫了眼窗户。那里白茫茫一片，似有道亮光欲穿透窗帘蓬勃而出。但母亲还是推门而入。几乎与此同时，哀号再度响起，我不由又打了个寒战。「林林？」她隔着被子拍我一下，「快起来，今天不用去学校了」「咋了？」我总算露出了个脑袋。「你爷爷没了」母亲背对着我在床头坐下，声音干涩而轻快。朦胧晨光中她披头散发，裹了条黑呢子大衣，却在不经意间携着整个寒冬卷土重来。我不知该说点什么，只好又缩回了脑袋。我甚至忘了挤出几滴眼泪。半晌，母亲站起来，轻叹口气：「下雪了」确实下雪了。我又扫了眼窗户——理所当然，那道光更亮了。爷爷死于心肌梗塞。头晚上还好好的，第二天一早整个人都凉了。多么奇怪，他老人家身上有那么多病——高血压，气管炎，糖尿病，又中了风、瘸了腿，最后却被心肌梗塞一举命中。这是幸运还是不幸，我也说不好。至少这个噩耗令余刑尚不足俩月的父亲提前释放，负责接人的陆永平因此早早给xx科长通了气。当然，也没准是奶奶的表现太具感染力。不等父亲进门，她老人家就奔将出去。在即将碰触到儿子的一刹那，她扑通一声跪到了地上，嚎道：「你爸没了！」虽然抱着奶奶，但我却无力控制她肆意奔放的声带颤抖。那跌宕起伏的冲击力令我鼓膜发麻，连拂过门廊的阳光都在瑟瑟发抖。于是陆永平就关上了大门。他提着个破包——肥脸一如以往般红亮油腻——狠狠地吐出俩字：「哭啥！」其时父亲已跪到了地上，而胡同里的脚步声越发细碎而清晰。母亲搀着奶奶，自始至终没说一句话。那刚洗的头发却裹着浓郁的清香，不时拂过我的脸颊。2000年的初春大雪纷飞，我在某位叔伯老叔的带领下，挨户登门磕了六七十个头。在胡同口我碰到了陆永平。他和张凤棠一块过来。后者进了奶奶院，他则帮忙搭起了灵棚。我站在门廊下看着这个莫名其妙的东西奇迹般地拔地而起。后来我们拢起火堆，在棚子里坐了好久。再后来我上了趟厕所。雪猛得像肺痨患者咳出的唾沫，苍茫大地间只能听到奶奶的嚎啕。然后天就黑了，来吃死人饭的人络绎不绝。陆永平端一碗面过来，让我趁热快吃。他在旁边站了好一会儿，最后说：「人都有这一遭，没啥好伤心的」我一度以为自己是个难以保守秘密的人。零零年春天杨花漫天时，我走在路上，老觉得有什么大事要发生了。或许是一种难以抗拒的剧烈变化，末必地动山摇，却足以让人兴奋得难以入眠。然而那个正月上午见到父亲时，我却冷静得如同寒冬腊月的平河水。他瘦了点——当然，也可能没有，刚剃的圆寸衬得额头分外光亮。而青筋已在其上浮凸而起，顺着脸颊后侧蔓延而下，又在脖子上编织了一张网。配合着大张的嘴，眼泪无声地涌出，聚于鼻尖，再无可奈何地汇入透明闪亮的鼻涕。阳光明媚，一切却在摇摇欲坠。我吸吸鼻子，瞥了陆永平一眼。他扭身拴好门，总算拽住了父亲的一只胳膊，依旧是俩字：「行了！」后者并不这样认为，他一把甩开陆永平——与此同时，眼泪和鼻涕的混合物终于砸到了地上——在奶奶的伴奏下，连磕了数个响头。具体是几个，我也说不准。只记得那咚咚巨响沉闷瓷实，像是土地爷擂起了一面神秘巨鼓，连门外的窃窃私语都被淹了去。中午母亲做了几个菜，印象中很丰盛，毕竟奶奶唠叨了好几天。留陆永平吃饭，他却连连摆手。我只能在奶奶的吩咐下追到了胡同里。他拉开车门，皱了皱眉：「回去」我希望他能再说点什么。然而没有。直到松花江倒至街口掉了个头，陆永平才喊了声林林。我刚要过去，他又摆了摆手。刹那，那辆坑坑洼洼的银灰色面包车便绝尘而去。我倚着红砖墙，呆立了好半晌。后来母亲喊我吃饭，于是我就回去吃饭。路过厨房窗口，我往里面扫了一眼。母亲撇过头来，脆生生地：「端菜！」堂屋门帘是奶奶撩的，尽管她老人家还在抹泪。父亲则坐在沙发上，垂着头，闷声不响。而电视里，艾弗森正龙腾虎跃。当晚小舅和小舅妈来了一趟，送了几条鱼，记得还有只野兔。之后的某一天，兔头被我掇了去。等啃到大板牙时，我差点把隔夜饭吐出来。奶奶疯狂地给我捶背，骂道：「让你馋！」那会儿她老已搬到我们院来，住在我曾经的卧室。我嘛，被撵到了楼上——那种干燥粗粝的粮食霉味萦绕于我脑海中，至今挥之不去。东院却空了许久，直到九九年那年冬天蒋婶一家才搬了进去。我的理解是他们在何仙姑附体和爷爷老死间作出了某种权衡。而这，总体上是成功的。尽管2000夏天，二刚的死亡将被何仙姑归咎于此次不合时宜的迁居。＊＊＊＊＊＊＊＊＊父亲出狱后在家沉默了好久。光那个闷坐在沙发上的经典姿势都持续了两三天。后来他索性躺了下去。奶奶整天唠唠叨叨，时悲时喜时怒时怜。母亲却听之任之。我甚至很少见她和父亲说话，连喊人吃饭都要劳我大驾。那阵正逢奥运会预选赛最后一场，姚明初露峥嵘。看得出来他与黄金一代同场时，默契度还是不够。本质上讲，法国虽然被压了半场多，但最终逆天发挥，爆冷中国队。然而不知为何，就这一溜屁的闲暇空隙，我也觉得杵在家里别扭。父亲回来的当天我俩唯一的对话是：「林林」「嗯」此场景发生在吃晚饭时，具体动作是父亲给我递来一个馒头。而直到第二天一早上厕所猛然撞见父亲时，我才叫了声爸，仿佛这才发现他是我亲爹似的。父亲叼着烟，边往外挪边提裤子。他惊讶地说：「起这么早？！」其时天已蒙蒙亮，母亲也做好了早点。我只恨自己不能边吃饭边蹬车。记得有好长一段时间，对父亲，我们绝口不提。唯一的例外是三月初的一天，小舅妈拎来一袋炸鱼块。正当我大快朵颐之际，她问及父亲的近况。我扒着白饭，连头都没敢抬。母亲叹口气，说还是老样子。「那咋行？」小舅妈有点急，片刻后却又说：「也是，刚出来，总要有个适应过程」她这话倒没错，只是父亲适应的时间略长了点。大概过了三八妇女节，他老才出去找活。先是搭雨棚、装塑钢窗，后又跟某个老舅修了几天摩托。建筑队也混过，费力不假，但相对来说工资还凑合。可惜这砖头水泥也就自家建房时摸过，父亲自然与泥瓦匠无缘，只能当小工。下班回家他死人般瘫在沙发上的样子我至今难忘。零工终究不是长久之计。父亲后来声称要去哪哪打工，在举家反对的情况下只好不了了之。到零零年四月天空高远之时，村东头的巨大扁平建筑里终于再次响起了猪崽的哼唧（虽然好景不长）。望着那几十头圆滚滚的蠢东西，我竟涌出一种难言的喜悦。至于本钱打哪来，我却从没想过。自打父亲出狱，母亲就没肯再让我上工地，「学习要紧」。当时母亲的月工资也基本都要拿去还债——为此父母还吵过几架。母亲不想拖欠任何人，父亲却觉得「反正都借了，还了就是，也不差那几天」。至于父亲挣的几个散钱，刚够补贴家用——也幸亏我有个铁打的奶奶。直到2000年秋天拆迁安置方案下来时，奶奶才不小心说漏了嘴：父亲揣了口杀猪刀，挨门挨户地讨回了所有已黄和将黄的赌债。对此，母亲自然不知情。不可避免地，在拆迁安置上，父亲故技重施。家里本来有两座红砖房，可惜卖出去一座，更为关键的是买主已经搬了进去。而父母和我都是城市户口，怎么安置就成了难题。那年夏天征地时，撇开养猪场，5亩地拢共也才补了几千块钱。父亲不愿「冤情重演」，「万般无奈之下」（奶奶语），只好诉诸杀猪刀了结此事。遗憾的是这次不太走运，奸诈的村干部跑学校向母亲告发。于是当晚家里就炸开了锅。至于锅是如何炸开的，我呆在学校，没能亲眼目睹，自然也不敢妄言。只记得一个周六下午，我推车进门时，那口用了将近十年的铁锅就四分五裂地躺在凉亭的石凳上。父母间爆发了一场迄今为止最长的冷战。有那么几天，母亲甚至住到了学校宿舍。我跑去劝她回家，母亲直瞪我：「哪轮得着你来管？」闹剧是怎么收场的，我死活想不起来。没准是小舅妈，没准是奶奶，也没准是姥爷，更没准就像所有的伤口一样，时间可以治愈一切。至于安置房，当然只有一套，但也并非竹篮打水一场空——好歹额外补了10万块钱。据我所知，至今，父亲以此为荣。零零年春天我害了脚气病。母亲怪我脏，奶奶则说：「你心思活络了」如她老所言，我确实心思活络了。毫不夸张地说，我的忧心忡忡就像东院房侧香椿树抽出的新枝，悄无声息却又夜以继日地膨胀和伸展。照这么下去，我真担心自己末老先衰。关于如何治疗脚气病，奶奶宣布用啥药也不好使，她建议我每天倒立十分钟，「这样会经脉逆流，疏导火气」。于是有好几个月，每晚睡觉前我都会贴墙倒立十分钟。在这之后，我会打开房门，穿过遍布燕子窝的二楼走廊，蹑手蹑脚地在楼梯拐角杵上好一会儿。我简直是个神经病。父亲出狱后的那个三月晚上，我就发了场神经。然而父母房间没有任何动静，连翻身、打呼噜、说话、放屁的声音都听不到。这是好是坏，我也说不准。此外，关于「心思活络」（奶奶语），有必要说一句，当时呆逼们已经张口闭口「性生活」了。不时有人声称昨晚上父母不要脸，又在肏屄了。那年五一节前夕，终于有个振奋人心的消息传来：我们的同龄人中总算出了一对爹妈。值得庆贺！事实证明我的忧心忡忡不是杞人忧天。那天父亲躺在沙发上看碟。他老不知从哪抱了个dvd（家里那台vcd九八年春天不知给谁顺了去），租了一大堆的港台片，一看就是一整天。我没事也会瞅两眼。记得那天放的是《暗战》。我一瓶啤酒快下肚时，刘德华终于一口老血喷到了屏幕上。父亲说：「可以啊，林林」他这么说，我实在有点不好意思。大概为了缓解我的情绪，父亲又说：「问你个事儿，林林」我说：「啥？」他弹弹烟灰，又开了瓶啤酒：「这两年，你姨夫——是不是老到家里来？」父亲这一问，我倒想起五月一号的晚上。那是我第一次看《泰坦尼克号》。九八年，这部好莱坞史诗级爱情故事在红遍全球的当口，顺带着把巨浪推到了平海。周围人满口都是「电影」、「杰克」和「露丝」。我们当然也没经住诱惑。事实上九七年冬天平海台在放泰坦尼克号的科教片时，母亲就应允「明年公映了一定去看」。可惜父亲出了事。这一拖就是两年，呆逼们嘴里的香艳镜头没少让我流口水。当时大概有十点多，奶奶早早回了屋，父母分坐两侧沙发，而我，正搁凳子上洗脚。女主邀请男主给她画画时，父亲看看我：「还没洗完？磨磨蹭蹭」我刚想顶句嘴，露丝就脱光了衣服。虽然「赶紧」撇过脸，但我还是不失时机地扫了眼她坚挺的乳房。父亲呵呵地笑了两声。母亲瞥我一眼，冲他皱了皱眉，但终究只是切了一下。等我倒完洗脚水再回到堂屋时，父亲让我早点睡。母亲不满地抗议：「你管他？」我也不好坐下，就站在门口看。很快，期待已久的画面就出现了——杰克和露丝在老爷车里大搞特搞。「少儿不宜」父亲斩钉截铁。母亲清了清嗓子，没吭声。「不就是偷人嘛，啥爱情？」片刻，父亲一骨碌打沙发上坐了起来，像是要跟谁干上一架：「老外就是邪」母亲依旧没吭声，长马尾却在靠背上晃了晃。这到结束都没人说话。起先我倚着门槛，后来就坐到了母亲身旁的扶手上。不知是熟悉的清香，还是紧张的剧情，抑或是其他的什么，直坐得大腿发麻我都没挪下pi股。字幕出现时，母亲叹了口气。父亲则靠了声，好半会儿才说：「扭住腰了」当然，事情并末就此结束。记得农忙后的一个傍晚，我蹿到家时，陆永平赫然坐在堂屋里。连襟俩满面通红、酒气熏人，牛逼已经绕梁三圈。这让我大吃一惊。其时我已许久末见陆永平了。那年麦收依旧用的是他的机器，但也就装到拖拉机斗里算了事。上次他到家里来应该是一个四月末的晚上，我亲姨随行。夫妻俩拎了两瓶酒，又给奶奶提了兜鸡蛋。那时我家堂屋打正中拉了条布帘，东侧是客厅，西侧挨窗台摆了架缝纫机，旁边立了个大书架。母亲偶尔在西侧看书、批作业。我也有样学样，就那台缝纫机——我趴上面得做了好几套模拟题。那晚奶奶也在，几个人唠唠叨叨没完没了。母亲去过几次厨房，却很少发出什么声音。绝对主角当然是奶奶和张凤棠。后者把父亲的肩膀拍得啪啪响，说啥浪子回头金不换。她甚至要给父亲介绍工作。这种氛围我实在受不了，只好奔出去透了会气。再回来时，夫妻俩正要走，张凤棠突然提到了钱。她说：「咱家的钱不急，今年你哥哥肯定用不着，可别有啥压力」我清楚地记得，在那盏刺目的永辉牌节能灯下，陆永平的脸一下就黑了。母亲说：「想想办法呗，有钱就还，毕竟咱谁家也不是印钱的，都有急用的时候」父亲瞪大眼：「急个屁，咱哥缺那点钱？」陆永平呵呵干笑，似乎说了句什么俏皮话，一屋子的人却都无动于衷。那晚凝固如铁，这个傍晚流动如云。尽管掀着门帘，吊扇也叫个不停，屋里依旧烟雾缭绕，简直进不去人。陆永平说：「小林回来了」父亲则冲我招招手：「林林你也来点？」我正想转身上楼，父母卧室门开了：「林林，别理他们，该干啥干啥去」我没想到母亲在家，眼皮一下就跳了起来。她还是那身碎花连衣裙，云雾中的眼眸却那样朦胧。然而连襟俩根本就没容我上楼——打厕所出来，堂屋就已经劈啪作响了。我赶忙冲进去，于是便身陷一片狼藉之中。桌子掀翻在地，残羹冷炙，汤汤水水，几片白瓷碎片反射着红彤彤的黄昏，分外闪亮。两人扭在一块，掐拽捶打，十八般武艺轮番上阵。只是那哼哧哼哧声陡然让人觉得滑稽。正不知该如何着手，母亲探出个头说：「还没够？要打出去打！」印象中两人又僵持了好一阵，那种体位、姿势和力度——恕我直言，但凡哪位慧眼识珠的艺术家打此路过，定会将其绘入油画，裱至卢浮宫去。后来连襟俩分开了，再后来又绞到了一起。我尝试着做点啥，却被母亲厉声喝止。夜晚的降临以陆永平的脑袋挨了记啤酒瓶为代价。血瞬间就涌出来，淌过了那张黑瞎子似的肥脸。与此同时，苦主说：「cao」正是此刻，奶奶哼着小曲回来了。她唱道：「一席话勾我万缕情肠，不由人羞涩满面口难张」陆永平死于零零年初冬。一个稀松平常的周末，我回到家时，奶奶坐在院子里。不等我扎好车，她就说：「西水屯家走了」我说：「谁？」她说：「你姨夫死了」那一阵，平坟运动搞得如火如荼。那些遍布乡野或大或小的坟丘在几个月的时间内正一点点地消失不见，像是一只神秘巨掌轻而易举地抚平了祸患百年的痘疮。据奶奶说，为了平坟工作的展开，陆永平作为市里钦点的模范，一马当先地平了他爹的坟，「任他妈磕头哭闹也没用」。然而他爹的墓碑太过高大厚重——「那可是老远运来的山西黑啊」，倒下时在我亲姨父的头上「着了一下」，然后就没有然后了。奶奶是满面通红地怒斥。显而易见，爷爷的丘也无从幸免，尽管他「才躺下多长时间啊」。「老天爷啊」最后一次见陆永平是在一中家属院的小吃摊上。当时我和某个呆逼想尽办法总算搞到了两张请假条。炒米粉还没吃几口，我便瞧见一个熟悉的身影打一旁的小饭店走了出来。他一眼就看见了我，笑吟吟地踱过来，问这是改善生活呢。我只能干笑了两声，甚至没问他怎么会在这儿。理所当然，百般推辞，陆永平还是替我们付了帐。完了他又提了袋水果过来，问我钱还够不够。我面红耳赤，却一个字都吐不出来，只能把头摇得像拨浪鼓。陆永平走后，呆逼问：「谁啊？你爹？」如你所见，我一拳挥出。（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