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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5章（第1页）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正当文化工作委员会的同志们进一步向广大人民群众宣传&ldo;皖南事变&rdo;事实真相，无情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阴谋的时候，张治中赶到三厅训话，长达三小时之久，除了说明新四军事件完全是所谓&ldo;军纪军令&rdo;问题之外，中心内容有两点：一是说政治部中其他的部门认为文化工作委员会是&ldo;租界&rdo;，因为这里面有的是左翼作家，都是党外人，即不是国民党党员;二是他主张取消&ldo;租界&rdo;，即请大家都加入国民党，这才是真正拥护三民主义。大家倾听了张部长的讲话之后，由主任委员郭沫若起来答复，他很坦白而诚恳地说：&ldo;加入国民党本来不成问题，我自己以前也做过国民党的党员，不过为三民主义而奋斗，重在行动上实际上执行三民主义，形式上的加入不加入，并不是重要的问题。这好比，相信佛教的不一定做和尚，做和尚的不一定都是相信佛教的。&rdo;接着，他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ldo;至于&lso;租界&rso;云云，各委员受宠若惊，被称为&lso;左翼作家&rso;，左翼作家是马克思主义者，但在另一方面又被加上&lso;开辟租界&rso;的罪名，一变而为帝国主义者!&rdo;最后他表示：&ldo;我已经感到干不了了，就来请部长&lso;收回租界&rso;罢。&rdo;1结果张治中无言以对，十分尴尬。这和尚妙喻，曾在陪都文化界传诵一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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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韬奋：《郭先生的和尚妙喻》，见韬奋出版社1946年10月版《抗战以来》。

&ldo;皖南事变&rdo;后，中共南方局为防备&ldo;四&iddot;一二&rdo;事件的重演，坚决执行了&ldo;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rdo;的方针，有计划地迅速疏散力量，从重庆撤离一批文化人去延安以及香港和桂林等地。田寿昌即将奔赴桂林，沫若特地抱了汉英陪他过江春游。他们到南山试马，沫若抱着孩子从马上跌下，有人问：&ldo;你能再骑吗?&rdo;&ldo;为什么不?&rdo;他又跃身上了马背，向着崎岖的峰口驰去。他们接连玩了三天。三月六日晚，沫若和立群为寿昌饯行，饭后题赠七绝一首：

南山昨日事春游，并辔江边君兴道。

伏枥何能终老此?长风万里送骅骝。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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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汐集&iddot;送田寿昌赴桂林》

跋语中有&ldo;寿昌……乘舟东下，将永别矣&rdo;，寿昌觉得后面一句不妥，要他改过来，他笑了笑，才将&ldo;永&rdo;字涂去，改成&ldo;暂&rdo;字。

山城雾重，随着一批进步力量被迫撤离，曾有过的一点抗战气氛也消失了，一时间各种活动都处于停顿的状态。留在重庆的郭沫若，则按照周恩来的指示，领导文化工作委员会的同志们&ldo;勤业、勤学、勤交友&rdo;，在活动的方式上注意了有所节制，以保存力量，准备开展新的斗争。他极为钦佩恩来做任何事都那样稳健周密、认真细致，有恩来在，他就定心、舒坦得多。他写信给已去香港的夏衍，说：&ldo;我们这里幸亏还有一块小小的&lso;租界&rso;，头上，还有一棵擎天大树。&rdo;1的确，在文化工作委员会这块小小的&ldo;租界&rdo;上，沫若正依傍恩来这棵&ldo;大树&rdo;，酝酿与国民党反动派作一次前所未有的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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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见夏衍：《知公此去无遗恨》、《人民文学》1978年第7期。

三十六

天官府原是一条冷落的小街，据说得名于明宣宗朱瞻基恩赐吏部尚书蹇义的府第，由于一九三九年遭受了敌机的大轰炸，如今疮痍满目，瓦砾成堆。自从文化工作委员会设在天官府街七号以后，郭沫若全家也搬到了这条街四号三楼居住。寓所虽有三间，但屋子很小，而且已被炸弹震裂，粉墙早就剥落成半裸体的竹蔑。这是一座名副其实的&ldo;危楼&rdo;，沫若戏呼之为&ldo;蜗庐&rdo;，朋友们却把它当作&ldo;我们的解放区&rdo;，因为周恩来常在这里召集民主人士或文化工作者开会，有时多达六七十人，大家尽可以开怀畅谈，毫无顾忌。小街从此苏醒过来了，活跃起来了。

一九四一年十月上旬的一天，阳翰笙来&ldo;蜗庐&rdo;与沫若商量工作，不一会恩来也欣然而至，他提出要庆祝沫若五十诞辰和创作二十五周年纪念，沫若谦辞道：&ldo;我没有什么重大的贡献，不必了吧!&rdo;恩来说：&ldo;为你作寿，是一场意义重大的政治斗争。通过这次斗争，我们可以发动一切民主进步力量，来冲破敌人的政治上和文化上的法西斯统治。&rdo;听了这话，沫若不再吭声了。恩来将这件事交给翰笙负责，并叮嘱必须建立一个广泛统一战线的筹备组织，由各方面的人参加筹备工作，一定要把这次庆祝活动搞成全国性的。为此，特以中共南方局的名义通电成都、昆明、桂林、延安以及香港等地党组织，说明这次庆祝活动的意义、内容和方式，希望各地密切配合。1经过一番努力，很快约请了冯玉祥、沈钧儒、黄炎培、邓初民、翦伯赞、章伯钧、罗隆基、侯外庐、王昆仑、屈武、黄琪翔以及孙科、邵力子、陈布雷、张治中、张道藩等各方面的代表人物四十名为庆祝活动的发起人，周恩来本人亦在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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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据阳翰笙：《回忆郭老创作二十五周年纪念和五十寿辰的庆祝活动》，《新文学史料》1980年第2期。

&ldo;寿人寿世此情真&rdo;，重庆的各家报纸，早在沫若生日的前几天就披露了庆祝活动的消息，人们都在热切期待十一月十六日的到来。悬弧之辰的早晨，是《新华日报》首先揭开了庆祝活动的序幕：头版刊载了周恩来的专文《我要说的话》，第三、四版出了《纪念郭沫若先生创作二十五周年特刊》，载有董必武、邓颖超、潘梓年、沈钧儒、沈尹默以及苏联大使潘友新等人的贺诗或贺词。沫若先睹为快，他翻开报纸，立即被恩来一句句、一段段恳切的言词所感动：

……郭沫若创作生活二十五年，也就是新文化运动的二十五年，鲁迅自称是革命军马前卒，郭沫若就是革命队伍中人。鲁迅是新文化运动的导师。郭沫若便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鲁迅如果是将没有路的路开辟出来的先锋，郭沫若便是带着大家一道前进的向导。鲁迅先生已不在世了，他的遗范尚存，我们会愈感觉到在新文化战线上，郭先生带着我们一道奋斗的亲切，而且我们也永远祝福他带着我们奋斗到底的。

下面，恩来还分析了沫若的三大特点：一是丰富的革命精神，二是深远的研究精神，三是勇敢的战斗生活。他不同意有人说鲁迅的韧性战斗多表现在他的著作上，郭沫若的战斗性多表现在他的政治生活上;他指出&ldo;真正的差别是鲁迅先生韧性的战斗，较任何人都持久都有恒，这是连郭先生都会感到要加以发扬的&rdo;。沫若的眼睛湿润了，报纸上的字迹似乎越来越模糊，慢慢地幻化为恩来的笑容。他对秘书翁泽永说：&ldo;鲁迅曾经给瞿秋白写过一副对联，上联是&lso;人生得一知己足矣&rso;，我十分欣赏这一句，这也适合表达我和周公的关系，不过还不足以表达我的全部心情。&rdo;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