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元十八年(730年)三月,宰相裴光庭兼任吏部尚书。裴光庭前文有过介绍,他父亲裴行俭也曾做过吏部尚书,提出的张榜公示制度,成为大唐永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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裴光庭接手吏部前,朝廷选任官员通常以能力才干为主,兼看资历年限,特别优秀的可以不论年资越级提升。这就导致一些才能平庸的官员很长时间得不到使用,甚至有人二十多年还呆在同一位置混吃等死。
当然这种情况也带来许多问题,毕竟能力才干不太好衡量。朝中有人,不行也行;朝中无人,行也不行!
裴行俭为解决这一弊端,采取了一种不得已的方式,即论资排辈!能力才干不好评判,资历年限可都是写在纸面的。有了晋升名额,不管能干与否,谁任职时间长谁上,严禁越级提拔使用。
政令下达后,许多长久得不到提升的官员兴奋的手舞足蹈,连连称赞这纸诏令是“圣书”,而那些凭借真本事吃饭的才俊之士,无不埋怨叹惜。
宋璟为之竭力争取也未能成功,此后官员大都不再追求名声政绩,只以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心态苦熬资历,整体质量一年不如一年。类似姚崇、宋璟、张说这样能力出众之人,再难攀上宰相高位。
裴光庭因此倍受非议,在他死后,太常博士孙琬认为他用人只讲年资,使勤奋的人失去了上进通路,奏请玄宗将他谥号为“克”。
第四,重用苛细官员,只知盘剥苛求,导致中央与地方矛盾不断加深。在宇文融前,唐朝宰相都是以文学见长的传统士大夫。武则天在位时,宰相更换虽然频繁也没脱离这一宗旨。
宇文融这样的经济能臣上位,让玄宗尝到了甜头,开始有意识的挑选类似人才。
前宰相杨政道之子杨崇礼,担任太府卿二十余年,为人精明细致,把大唐国库管理的井然有序,库内钱财、货物堆积如山。每年仅驳回各部门的超预算开支,就多达数百万缗,是玄宗极为放心的大管家。
开元二十一年(732年),九十高龄的杨崇礼以户部尚书身份退休。玄宗得知他三个儿子杨慎馀、杨慎矜、杨慎名都以清廉、勤奋着称,便任命杨慎矜为监察御史兼太府出纳,杨慎名为含嘉仓出给(国家粮仓,位河南洛阳)。两人在本职岗位干的都很出色,深受玄宗欣赏。
杨慎矜上奏提议,全国各州缴纳布匹,如有污渍穿孔的,一律按布匹市价折换成绢,重新补交。自此征调日益频繁,中央与地方的矛盾,在不断扯皮中累积。苛察比起不作为,其危害有过之而无不及!
第五,宰相队伍不团结,互相拆台,朋党之风渐起。开元初年的两任宰相姚崇、宋璟,因能力超强资格又老,与他们搭档的宰相对两人言听计从。
到了张说,虽略逊于姚、宋,且因封禅一事,与源乾曜意见不和,但总体上也还可以,至少无须劳烦玄宗出面。
之后的宰相,能力与资历相当,就开始产生了纷争,甚至经常闹到玄宗面前。
李元纮与杜暹不团结,被玄宗集体罢免。萧嵩推荐了韩休,韩休却多次在玄宗面前与萧嵩争论,当面指责萧嵩过失。
萧嵩说不过韩休,向玄宗申请退休。玄宗也不好偏向谁,只得再次把两人同时罢免,提拔京兆尹裴耀卿、前中书侍郎张九龄为相。
谁知没过多久,裴耀卿与张九龄又因禁止私自造钱一事有了分歧,这让玄宗对科举出身的士大夫产生了成见,认为他们个个自诩清高,书生之见不足以成事。
吏部侍郎李林甫出自宗室,门荫入仕,生性狡猾柔顺,做事干净利落。他利用自己身份,刻意拉拢玄宗身旁宦官和得宠的武惠妃,由此进入玄宗视野,于开元二十二年(734年)跻身相位,开启了他长达十九年的宰相生涯!
李元纮、杜暹、萧嵩、韩休、裴耀卿、张九龄以及病故的裴光庭,虽然任期不长,也各有缺点,至少在人品上没什么大问题,玄宗施政有任何过失,也能及时劝谏。
到了李林甫,他最大的特点就是善于领会玄宗意图,只要是玄宗想办的事,不用玄宗提醒就办的明明白白;玄宗不愿做的事,他会想方设法替玄宗寻找理由,不让玄宗有任何道德上的负担。
把这么一个大奸若忠的人放在身边,玄宗对朝政的把控愈发放任自流。
第六,宦官势力坐大。这点前面讲过,玄宗个人能力超强,加上杨思勖、高力士这些第一代高级宦官素质较高,对朝廷尚不至于造成多大危害。但宦官这类畸形群体,因其生理特殊导致心理变态,且由于他们长期近距离接触皇帝,一旦坐大很难控制。潘多拉魔盒已经打开,只等何时爆发了!
从历史上看,所有危机无不产生于强盛时期。就像人到中年一样,貌似健康的肌体,早已种下了病根。
防微杜渐,对个人是这样,对一个政体、一个国家更应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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