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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章（第1页）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尽管封建帝制被推翻了，但新的制度并没有建立起来，整个国家处于军阀割据的无政府状态，大小军阀占地为王，师长、军长、司令多如牛毛。当时河南的地方武装比较多，他们为了扩充势力，纷纷招兵买马。只要能组织30人的武装，有10杆枪就可以当上连长，能组织100人的武装，有30杆枪，再加上一挺轻机枪，就可以当营长。要买齐当营长的武器装备，至少要2000块大洋。张家老三张少峰原在光山县当判司，后被撤职回到家乡。他不甘心在家闲居，想拉起个百十人的武装，当个营长，向军界发展。于是他就召集族人开会，要求各家有钱的出钱，有人的出人。但族人中富裕的不多，大家积极性不高，商量的结果是每家只肯出三块、五块，所以张少峰的队伍也没拉成，官自然就没有当上。

不过，张少峰在乡里还是很有声望的，因为在邻县当过官，回到家乡后同息县的县长等官员仍常有往来。他同农村传统的绅士有所不同，眼光更开阔，了解外面的世界。他善于言词，也能写些东西，对乡里的事务熟悉而又通达。周围群众有事爱找他商量，有了矛盾也请他调解。解放前夕，他还将儿子送到武汉革命大学学习。他多年来一直是方圆几十里有威望的绅士。张家老二张少山时常和土匪、强盗暗中勾手打劫。我随四爷到张家时，张家还扣押着两个&ot;绑票&ot;。半个月后，我才知道和我一起读书的李正国、王小立是被人绑票，关在张家的。李正国14岁，王小立10岁。两个人都是光山县寨河镇人，离张家围子也就二十多里路。他们家里做买卖挣了些钱。半年前被土匪绑票，送到张少山家窝藏。土匪向李正国家索要500块银元，向王小立家索要300块银元。李、王两家一时拿不出那么多钱，只好拖着，土匪也没有撕票，将他们关在张家。这一拖就是半年。两个孩子年幼，成天哭喊，闹得土匪们心烦。张少山就让两个小孩和我们一起念书，等着主家赎人。就这样，李正国、王小立便在张家后院同我一块儿念起私塾。

联想到自己的遭遇，我非常同情他们，便萌生出帮助他们逃离虎穴的念头。开始我先同四爷讲了这事。四爷是老实人，胆小怕事，叮嘱我千万不要管闲事。但我仍不肯放弃。一次回家，我和堂兄关升品谈起这事，堂兄为人仗义，完全赞成我的想法，并和我设计了几个方案。正谈着起劲的时候，刚巧被母亲听到了。她极力反对，主要是因为我们年龄还小，同被绑票的人又无亲无故，万一被发现了，张家是大户人家，在乡里有权有势，我们得罪不起，还会影响到四爷的生计，没必要冒这个险。但我和堂兄还是不死心，又暗中和好友、我家的雇工陈二哥联系，商讨帮助二人逃离张家。最后决定由我做内应，打开寨门，送他们出去，并伪造他们翻墙逃跑的现场，以蒙蔽张家;关升品和陈二哥负责在院外接应，送他们回家。

回到张家后，我就装作很好奇和羡慕的样子问和我一起读书的张家老六：&ot;你们家的围寨真牢固，可这寨门怎么打开呀?&ot;他得意地叫看门人演示给我看。就这样在一天夜里，我们帮助李正国顺利地逃离了张家。王小立因年幼胆小，不敢逃走。次日，张少山知道李正国跑了，以为是自己翻墙逃跑的，也没有深究。叫人将王小立押走，换了个地方藏起来。

当时因为怕土匪报复，我们几个人谁也不敢声张，所以知道的人很少。但李正国的父母不忘此事，经常来看望我母亲和陈二哥，以各种形式向我们表达感谢和敬意。

在张家读书期间，我还经常在东张家湾的张赞勋家住过。

张家湾分东、西两个围子，有一百多户张姓人家，张赞勋是张家的族长，围子里的红白喜事大都请他主持，邻里有了纠纷，也会请他评判。张赞勋28岁才考上秀才，在当地是个有名望的绅士，族人都很敬重他。按当时人们的道德标准来衡量，他是一个典型的传统绅士，严格恪守传统礼教，正统、守法，一切都遵照当时封建社会的习俗、规范、制度行事。

张赞勋是四爷关翔千的姐夫，我就叫他姑爷爷。他很喜欢我，待我如同亲孙子一样，倍加爱护。他的家人也都很喜欢我，他的大儿子还认我做干儿子，更使我们亲上加亲。张赞勋有四个儿子。姑爷爷、姑奶奶，还有我的干爹、干妈和三个叔叔都待我很好。特别是父亲过世后，我家同姑爷爷家的交往就更密切了，家里的一些大事，母亲都要请姑爷爷和干爹拿主意。我后来上了中学，每次放假都要到张家住上几天，看望他们。后来我从黄埔军校毕业，奔赴抗日战场前，他们还来送行。1963年我离家二十多年后第一次探家，姑爷爷、姑奶奶和干爹都去世了，干妈听说我回来后，还没等我去看望她，老人家就坐着独轮车让孙子推着来看我。至今我都忘不了张赞勋一家，忘不了姑爷爷、姑奶奶和干爹、干妈。

从我记事时起，就开始随着四爷寄居在别人家里读私塾，很少感受家庭的温暖和关爱。尽管在我生活、读书的几家地主都很富裕，他们和我家也还有些亲戚关系，从小在物质方面没有吃过多少苦，但我和他们在感情上还是有距离的。

我知道四爷从内心深处对我很好，但更多地是表现出严师的一面，他要遵照传统的塾师规则办事，对所有学生一视同仁。如果我书背得不好，同样也要打手板。平时上课，四爷总是一副严肃的样子。只有当他不在时，小伙伴们才敢放松一下。白天，我还能和同龄的孩子一起说说话、聊聊天。放学后，别人都回家了，我只能和大人们在一起，尤其是又不在自己家里，根本不敢放松自己。四爷也总是时时提醒我，要注意自己的一言一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