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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8章（第1页）

当时，有我这种想法的教员还很多。有一次，校长许光达就找我们谈话。他说：&ot;大家希望到前线去杀敌，这没有错。说实话我也想到前线去带兵打仗。但抗大还要不要办？要办就需要教员。现在根据形势的发展，抗大一天天在扩大，教员不够。因此大家要服从革命利益。&ot;许光达是黄埔军校六期毕业的，智勇双全。1934年作战时受伤，党组织就送他到苏联养伤，以后留在苏联学习，1938年才回到延安。1955年授军衔时，他两次写信给毛主席不肯接受大将军衔。他说在红军最困难的时候，他离开了红军，没有参加过长征，论资历、功劳都不如王震，应将大将军衔让给王震。最后，还是授予他大将军衔。

在三分校任教的同事先后有王守成（朝鲜人）、蔡得仁（体育教员）、贾克、陈唯实等。同我关系最好的是王守成，和我是黄埔军校同期同学。他不仅有一定军事水平，而且在文学艺术方面很有天赋，他能写小说，会作曲，同音乐家郑律成是同乡、更是好友，二人合作编写了不少抗日歌曲。通过和他的交往，我深深体会到殖民地人民的感受。从那时起，我们就有一个共同的愿望：将来一起到东北、朝鲜去解放被日本铁蹄下奴役的人民。1945年日本投降后，我们在东北吉林见过几次面，后来听说他回到朝鲜，任人民军炮兵团长，不知何故自杀了，实在是可惜。三分校政治教员中有一些是大学老师，还有些人是参加过&ot;一二&iddot;九运动&ot;的北京大学毕业生，他们在红军大学时期就已在校授课，有文化，容易接近。教员中也有一些社会名流，如提倡国防文学而受过鲁迅批评的徐懋庸也在抗大当教员。同事中还有一位老资格的党员张庆孚，曾当过大学教授。他是陕北红军和根据地的领导人之一。在执行党的路线政策时，他是反对刘志丹的。在肃反扩大化时刘志丹被关押，他是赞成的。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毛主席释放了刘志丹，他就被安排到抗大教书。那时像我这样的年轻教员，刚参加革命不久，对张庆孚的具体情况不清楚。他也不会主动同我们谈往事，只是偶尔漏两句自己过去的经历。听他的口气，感觉得出他对党中央不服、不满。不过，他讲理论有一套，有学问，很自负。不知什么原因，他对我写的字很感兴趣，特意要我为他写了一个条幅，挂在他的窑洞里。其实我的字并不好，自己都觉得很难看，他却对我说：&ot;我就是喜欢你这个字体。&ot;自1938年4月来到抗大，我先当学员，后任教员，在抗大学习、工作两年多。在这里我了解和认识了中国共产党，并成为其中光荣的一员，走上了救国救民的革命道路。在教学中，我时刻注意理论联系实际，努力研究军事理论，初步了解了毛主席的军事思想。这一切都为我以后成为一名合格的军事指挥员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当时的陕甘宁边区，还是很民主、积极向上的。但任何社会不可能没有缺点。外来的青年学生投奔延安，都是为了追求光明、自由、平等。他们中的个别人看到一些待遇差别等不如意的问题，就很有意见。一些青年学生就在《解放日报》上发表文章，宣泄心中的不满。其中颇有代表性的就是王实味的小说《野百合花》，还有丁玲写的《三八有感》。他们不能理解为什么同样是参加革命，有些人却可以吃小灶，有马骑？因此他们认为应该建立一个绝对平等、没有等级差别的社会。还有的人通过学习不仅没有解决心中的问题，反而增加了新的困惑。比如有人就对边区实行的三三制表示不满，认为像李鼎铭这样的大地主，共产党为什么还要和他合作。因此也有个别人离开了延安。不过这些负面看法，对我几乎没有任何影响。这主要是因为我在国民党军队中干过，特别是在孝感师管区招兵的一段经历，再对比延安经历，简直不可同日而语。在我看来这些青年学生缺乏社会经验，思想过于天真，容不得任何瑕疵，这是可以理解的。

那时，延安的民主空气很浓厚，许多知识分子、青年学生的革命热情高昂，对革命理论的学习认真，对自己所选择的革命信仰是非常忠诚，但在学习中也难免存在一些盲目现象，比如那时我们大都坚信&ot;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ot;应该说，经过六七十年的实践，证明这种提法不完全正确。但在那个年代，却是代表了我们广大知识青年的整体思想状态，的确是我们追求的理想。1939年，母亲在家乡病故。当时边区同国统区还可以通邮，直到1941年皖南事变以后，两边的通信才中断。噩耗传来，我痛哭一场，回想母亲为了我的成长，辛苦了一辈子，我却不能在母亲身旁尽孝而深深地自责。母亲是我在这个世上唯一的亲人，失去母亲的痛苦，对我的打击是巨大的。可以说延安时代，是我个人思想逐渐成熟的时期。这一时期物质生活虽然很艰苦，但精神收获最大，马列主义理论和政治觉悟提高最快，形成和奠定了我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的革命理想，是我人生道路的里程碑。

2、九旅

抗战初期，八路军九旅一直坚持在华北敌后抗日。但蒋介石灭亡共产党之心不死。1939年，国民党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暗中部署胡宗南部进攻延安。党中央为保卫陕甘宁边区，决定由华北敌后调回九旅驻防绥德。绥德共辖米脂、吴堡等五个县，地理位置很重要。当时党中央在延安，但军队发展主要在华北。绥德就在黄河西岸边上，党中央同华北的联系，向各抗日根据地输送干部，人员往来，以及部队前后方调防，都要通过这个地区。当时，绥德驻有国民党的一个保安团。绥德专员、号称摩擦专家的何绍南还大肆招兵买马，扩大保安团，不断同八路军制造摩擦，企图控制延安同各抗日根据地的往来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