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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0章（第1页）

通过他的宽容基督教的敕令，他排除掉了阻碍基督教前进的种种不利的世俗因素；基督教的众多活跃的教士都得到许诺和慷慨的鼓励，让他们自由地用任何能打动人的理智和宗教热忱的说法去宣扬神的启示的真谛。两种宗教势力真正处于均势状态的时间是很短的，野心和贪婪的锐利眼光很快就一眼看1那些对这种有罪的拖延大加反对的神父却不能不承认，即使在临终时接受洗礼也肯定能表示基督教胜利的效验。对于这种小心谨慎的基督徒，极其善于辞令的克里索斯托姆也不过提出了三点反对意见。1我们的爱和对美德的追求都应以其本身为目的，而不是为了得到报偿。2我们有可能突然死去而没有机会接受洗礼。3虽然我们将在天上找到我们的位置，但和那如此辛劳地、成功地、光荣地走过它的预定行程的正义的太阳相比起来，我们却只不过是闪着微光的星星而已。我相信，这种推迟洗礼的做法尽管必然产生极为有害的后果，却从未遭到过全国或某省宗教会议的谴责，教会也从没有对它发布过任何法令或宣言。而在某些比这小得多的事情上主教的护教热情也常会很容易给挑动起来了。

页面透，加入基督教可能不论是对眼前的利益，还是对将来的生活都有好处。对财富和荣誉的希求、一位皇帝作出的榜样、他的劝诱、他那不可抗拒的笑脸，在通常总是充斥皇宫的唯利是图、奴颜卑膝的人群中，为基督教赢得了不少信徒。通过自愿拆除原来的神庙以显示其日增的宗教热情的城市都被授予某些特权，并能获得人民群众的捐赠；东部的新都城君士坦丁堡则更以其从未遭受过偶像崇拜的玷污的独特优越条件而受到众人景仰。由于社会下层民众总以模仿为其行为准则，因而那些在出身、权势，或财富方面处于优越地位的人士一旦改变信仰，那些附属于他们的群众便立即会纷纷效法。据说在一年中，除相应数目的妇女和儿童外，就有12000男人在罗马接受了洗礼，又说，皇帝许诺赠给每个改变信仰的人一件白袍，外带20个金币，如果这些说法果属真实，那要买得普通人民的得救也未免太容易了。君士坦丁的强大影响是并不仅限于他短促的一生，或他所统治的疆域之内的。他让自己的儿子和侄儿们所受的教育，确保帝国有了一批信仰颇为坚定，更为真诚的王子，因为他们在很小的时候便已被灌输了基督教精神或至少是有关基督教的学说。战争和商业活动已把关于福音教的知识传到罗马帝国以外的地区去，而原来对一种卑贱的、奉令信仰的教派深为厌恶的野蛮人很快便学会对那新近得到那世上最伟大的君王和最先进的民族信仰的宗教表示无限崇敬。那些已聚集在罗马的旗帜下的哥特人和日耳曼人对高举在军团前面的闪光的十字架表示崇敬，而他们的凶猛的同胞又同时获得了宗教信仰和人性方面的教育。

伊比利亚和亚美尼亚的国王仍旧崇拜他的保护神；而他的始终保存着基督教徒名称的臣民很快就在他们的罗马教友之间建立起一种神圣的、永久性的联系。波斯的基督教徒，在战争期间有人怀疑他们是宁可不要国家，也不放弃1他们的宗教的；但只要在这两大帝国之间一出现和平，麻葛祭司的迫害精神便在君士坦丁的干预下受到了有效的制约。福音教的光芒照亮了印度的海岸，原来深入到阿拉比亚和埃塞俄比亚的犹太人殖民地都反对基督教的扩张；但传教士的努力由于人们对摩西的启示早已有所了解而在某种程度上更易于收效了；阿比西尼亚人对在君士坦丁时代终身致力于使那些封闭地区的人民改变宗教信仰的弗鲁孟提乌斯仍十分尊敬。在他的儿子君士坦提乌斯的统治时期，本人出身印度的西奥菲卢斯曾被同时授与大使和主教职务。他带着皇帝送给塞伯伊人或荷马后裔的王子的200匹纯种卡帕多西亚马匹踏上了在红海航行的船只。西奥菲卢斯还带去了许多其他有用的新奇的可能引起野蛮人钦羡和赢得他们的友情的礼物；他终于花费了好几年的时光，在这片灼热的土地上成功地在各处进行了教事访问。

罗马皇帝们的不可抗拒的力量在这些重大而危险的改变民族宗教信仰的问题上也完全表现出来。军事力量的威慑压下了异教徒们得不到支持的微弱的抱怨声，我们也有理由相信基督教教士以及一般人民的欣然归顺完全是出于良心的驱使和感激之情。罗马帝国的宪法中早已确定下这样一条基本原则，就是任何社会阶层的公民在法律面前都是相同的臣民，对宗教的关心既是行政官员的权力也是他的义务。君士坦丁和他的继承者们都不能轻易自以为由于改变了宗教，他们便丧失了任何一方面的皇家特权，也不会认为，他们不能为自己所保护并笃信的宗教制订法律。罗马皇帝对于整个教会仍然拥1曾领导袄教的波斯祭司团：相信善神永远处于遭到恶神反对的斗争之中。此处所谓&ldo;迫害精神&rdo;可能因此而来。‐‐译者页面有最高的司法权；提奥多西乌斯法典的第16卷，在几个不同的标题下，表述了他们在基督教会行政机构中所享有的权力。

精神权力和世俗权力的划分但是，对希腊和罗马的自由精神从未产生过影响的这种精神权力和世俗权力相互区分的观念却被合法建立的基督教会所接受并加以肯定了。从努马时期直至奥古斯都时期，最高祭司的职务总是由最杰出的元老担任，最后更和帝国的高级官员混在一起了。国家的最高行政官出于迷信或政策需要，一般总亲自行使祭司的职能；无论在罗马还是在各省再也没有任何一派的教士敢于自称比他们更具有人的圣洁性格，或者比他们更能和诸神直接沟通。但在圣坛前的祭奠活动永远由专职教士负责的基督教会中，君王的精神地位却比最大一级的祭司还要低，所以只能坐在教堂内殿的围柱以外，与普通教徒混在一起。皇帝可以作为人民的父亲受到叩拜，但他对教堂的神父却必须表示儿子般的恭顺和尊敬，而君士坦丁对圣徒和忏悔牧师所表示的尊敬很快就让骄傲的主教团也设法取得了。行政和教会司法权力之间的暗中的斗争使得帝国的政府处处感到为难；而一个虔诚的皇帝对于用一只不洁的手碰一碰那1神圣的约柜所能带来的罪过和危险不免感到吃惊。把人分为教民和俗人两大类的确在古代的许多民族中都早已盛行；印度、波斯、亚述、犹太、埃塞俄比亚、埃及以及高卢的牧师都是通过宗教的渠道获得世俗的权力和他们所占有的财产的。这些受人尊重的制度逐渐使自己融入各国的社会习俗和政治体制之中，而当时的行政权力机关对原始基督教会的反对或蔑视却反而增强了它的纪律性。基督徒们早已不得不选举自己的行政官员来征集和分配特殊的税收，并以曾得到人民同意经过300年实践的法令的形式，规定了他们教区的内部政策。当君士坦丁皈依基督教的时候，他似乎是和一个特殊的独立社会签订了一项永久性的盟约，而这位皇帝或他的继承人所授予或认可的特权，竟没有人会看作是朝廷的一时的恩宠，而被认为是教会赋与的正当的永远不能剥夺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