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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章（第1页）

家里的工作人员都被审查。秘书和警卫人员不用说，连炊事员老穆、司机老王也没幸免。这两位服务处的老职工兢兢业业，&ldo;文革&rdo;前曾在刘伯承元帅和王尚荣副总长家做服务工作。&ldo;文革&rdo;开始，随着这些首长的落马，他们就被审查过。这次又被隔离审查，心里能痛快？审查结束后，尽管领导说破大天，都不愿再去首长家服务了，省得闹心！司机老王回处里开起了拉货的大卡车，后来调到了卫生部工作。老穆因有高血压，受不了刺激，早早就退休了。

在那个年月里，母亲一人远在北京命运未卜。我们兄妹几人只能互相搀扶着艰难度日。位于东山区的军区大院，那片我们成长且熟悉的地方，我们不敢去。一是怕遭白眼伤自尊；二是怕因父亲的问题给各位叔叔阿姨们找麻烦，因此自觉地与它拉开了距离。在最困难的时候，我们得到了为数不多的几个朋友的帮助。每年回京探亲的20天的假期，几乎全都用在上访打听父亲下落上。特别是粉碎&ldo;四人帮&rdo;后，为我们带来一丝希望，我们成了中央和军委信访办的常客，搞得那里的接待人员见到我们都烦烦的。

除此之外，就是四处投信，要求与父亲见面。在北京的后海、鼓楼一带，党、政、军领导居住较集中的区域，见到哪家大门气派点，就往信箱里塞一封，指望着哪一天奇迹能够出现。二哥还给在民航工作的、曾在广空服役的华国锋女儿苏玲递了信。我们的执著终于感动了上帝，1978年春节后，我们得到了一次与父亲见面的机会。

记得见面的前一天，专案组到我们家，对我们交待了若干项&ldo;不准&rdo;，说阎仲川没定性，什么都不能说。第二天，一辆华沙车拉着我们全家在北京城内转了老半天，终于拐进一个院落。熟悉北京的母亲认出来是翠微路中央组织部招待所。

把我们带进房间坐定后，父亲被带了进来，现在想起来父亲当时的模样都倍感心酸。父亲被推个光头，穿着一身被扒掉领章的旧军装。由于刮胡刀被没收，没有条件刮胡子，只能每次推头的时候用推子将脸上的胡子一块儿推掉。腿关节本来就有伤，事后听父亲说，关押期间，刚开始每半年才放风一次。后经不断斗争，争取到每周放风两次。由于缺活动、缺太阳，关节软化，腿脚显得特别不利索，感觉整个人仿佛短了一大截。最让人难过的是父亲一口牙，出事前还是好好的，现在除前面一颗已变了形的门牙呲在外面外，整口牙都掉光了。

母亲当时就哭了，因事先有专案组交代，大家只能面面相觑，默默无语。根据事先商定的办法，为节省时间，我们子女少说或不说，让母亲多说。母亲流着泪简单述说了一下家中的情况。其实，当父亲一见到我们几个被扒了军装的孩子，一切都不言自明了。见面时间很短暂，可能专案组对父亲有所交待，他很少说话，却从我们忧郁的眼神中读出了家人对他生命深深的忧虑。他说出了一句话让我们至今难忘。他说：&ldo;你们放心，我不会自杀的，死了就更说不清楚了！&rdo;

临别时母亲让父亲跟上面反映，能不能治治牙，否则怎么吃饭。父亲信心满满地说：&ldo;回去就给傅崇碧写信，过去我曾救过他的命！&rdo;果然，回去不久，在北京军区司令傅崇碧过问下，很快在北京军区总医院装了假牙。事后我曾问父亲这是怎么回事？父亲说，1969年刚到北京，受杨、余、傅事件冲击，傅崇碧被中央文革和造反派追杀，父亲奉命对傅进行保护。他用一个排的战士将傅四处转移躲避追踪，我们家现在住的小院他都躲过。

1973年，重病中的周恩来曾对父亲的问题做了指示：&ldo;总参党委研究一下，是否把阎仲川的问题看得太重了。&rdo;如果不是张春桥来到总参谋部&ldo;放火烧荒&rdo;，说总参谋部&ldo;批林&rdo;不利，包庇林彪死党，父亲或许就解放了。

八

1979年4月，即&ldo;四人帮&rdo;垮台一年半之后，父亲才被解除监管。但还留了个尾巴，说是回家后继续审查。又过了三年多，1982年一位总参领导才代表组织向父亲宣布了审查结论。结论却又根本未提&ldo;一号号令&rdo;的问题，只是笼统地讲父亲在总部以及此前在广州的&ldo;支左&rdo;工作中犯有错误，有的错误还是&ldo;严重的&rdo;，以表明对父亲的隔离审查是有理有据的。父亲随即按大军区参谋长待遇离休。

粉碎&ldo;四人帮&rdo;后的1980年，经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成立的特别检察庭和特别法庭，对林彪、江青进行审判。原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检察院副检察长图门与肖思科合著的《超级审判》是迄今为止记录&ldo;两案&rdo;审理情况最为详细的书籍。

该书提到&ldo;两案&rdo;的决策者原曾想把&ldo;一号号令&rdo;问题作为林彪罪状写进起诉书，但感到证据不足，特别是缺少过硬的书证，为此调集了14名来自军队要害部门的干部（多数是师职干部）破天荒地进入中南海，查阅中央核心机密档案，进行取证，也对林彪战备指示合法性问题进行了调查。

对查证的具体结果，该书未做交待，只是笼统地说决策者们一致认为包括&ldo;一号号令&rdo;在内的有几个问题&ldo;定罪理由不充分&rdo;，因而决定&ldo;不列入起诉书内容&rdo;。在以后&ldo;两案&rdo;审判对林彪、黄永胜等人的起诉和定罪材料中，都未提及&ldo;一号号令&rdo;和&ldo;反革命政变预演&rdo;问题，显然过去的一些说法已被排除。随着对&ldo;两个凡是&rdo;的批判，按理说此事在当时应该有个结果，但父亲等到的却是沉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