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的李大钊先生与新文化运动的胡适等人乃至一部分直系军人以及研究系分子常有往还,
不但维持友谊,甚至参预某一种他们所发动的政治活动,如好人政府运动等。在广州的共产
党人如谭平山、陈公博、谭植棠等在政治上与陈炯明甚为接近,而林伯渠则支持孙中山先生
反对陈炯明的派系倾向。在湖南的毛泽东,热衷于联省自治运动等等。要划一这些政治步骤
也很费力。
至于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的策略,更是纠纷之源,闹得天翻地覆。
我本人在这幕剧开始时,就栽了个大跟斗。我是中共重要创始人之一,也是中共中央的
正统,地位仅次于陈独秀,就因在西湖会议上反对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从此由中共的正统
派要人降为反对派的首脑。机会主义者、反共产国际和右派等等帽子都戴到了我的头上。这
事的确是我政治生涯中一个重要关键。此后我曾为了中国革命的胜利和中共内部的团结一
致,服从多数而尽力执行国共合作这一政策;但我总是难以压抑自己反对这一政策的主张。
有时觉得矛盾,有时觉得苦恼,找的人生观和革命观就在这种过程中逐渐起了变化。现在我
追述这些往事,心情还是异常激动,不易平息。但我总是自我约制,认为不激动才能多理解,
不必向人申诉,不应自我夸耀,也用不着叹惜和后悔,更不可颠倒是非。我只想根据事实,
提供一些线索,以便人们去研究这一段的历史。
1据中国国民党改组大事年表(载《革命文献》第八辑,一八六页,台北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编,民
国四十四年中央文物供应社版)记载,马林于一九二一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抵达桂林。
第二章在广州的会议
全国劳动大会的召开是中国职工运动史上的一个创举;一这是由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发
起并负责召集的。负书记部总部主任责任的我,因而为这件事忙碌起来。一九二二年四月初,
中共中央即通告各地组织,阐明这次大会的意义;并要求中共各地区委员会协助各工会选派
代表出席。同时,又以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名义,直接与各地工会通讯,征求它们的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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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一册
劳动组合书记部得到一些主要工会的响应后,乃于四月十二日向全国各地劳工团体,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