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动。全国大多数的报纸都连篇累牍的用大字标题刊载这类新闻,并发表评论;认为:这是
纯洁的爱国运动,是全国人民公意的表现。工商界、各种民众团体、国内外知名人士,以及
海外留学生等都先后响应,支持学生主张,要求政府罢免亲日派官员,反对压迫学生的爱国
运动。
五月七日,被捕的三十二个同学终于释放了。当时段祺瑞这亲日巨头并未直接执政,虽
不愿轻轻放过这些学生,但究不能为所欲为。全国舆论都站在学生方面,亲日派显得孤立了,
曹、陆、章三人成为众矢之的。北京政治圈子里多数官僚政客,一时为爱国心所支配,也或
多或少的同情学生。这一切使总统徐世昌和国务总理钱能训无法完全听从段祺瑞的摆布。这
样,安福系、新交通系摧残学校的计划不能顺利实现,当局不得不释放被捕的学生,以平民
愤。
然而拥有实力和日本支援的亲日派是不肯干休的。他们痛恨北大,集中目标攻击蔡元培
校长,非迫令去职不可。蔡氏事先虽曾劝阻学生的示威行动,但事后却完全站在学生方面,
抗拒各种摧残学生的压力,对于释放学生一事,奔走尤力。但他为缓和亲日派的愤怒,不愿
因个人的去留使事态再行扩大;终于五月九日留下告别信,悄然辞职出京1。
蔡氏被逼出京一事,又进一步激起同学们的愤慨。一般同学认为蔡氏的出走是政府摧残
教育的明证;如果学生不据理力争,将使亲日派气焰更加嚣张,各学校以至整个爱国运动势
必受到摧残。北京学生联合会经过多方的奔走呼吁仍无结果之后,不得已乃决定于五月十九
日实行罢课,力促政府接纳学生的爱国要求,挽留蔡校长,并惩办曹、陆、章等亲日分子。
北京各校这一罢课举动,又获得了全国各地学生的响应。
五四运动也影响了那时在上海举行的南北和平会议。五月十三日,南方首席代表唐绍仪
在和平会议上提出了有名的八条件,其要点是:中国不承认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取
消中日间的密约;惩办负责签约的亲日派;取消参战军等。这八条与当时学生爱国运动的主
张是一致的,博得了国人广泛的赞同。
我所主持的讲演部,是各校积极分子荟集的场所,人数极多,单是北大就有八百名左右
同学参加,因此对于学生联合会的决策影响很大。这些参加者分别组成讲演团和讲演小队,
分布在北京城内外街道、火车站以及镇集,进行露天讲演,宣传抵制日货,散发及张贴印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