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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5章（第1页）

为了打破红色高棉同联柬机构的这一僵局，乔森潘同明石康举行了一轮会谈。这轮会谈并未使问题得到任何解决。相反，会谈以后，乔森潘却发表了一个使问题更加复杂的声明。该声明说，在过渡时期&ldo;不能有总理、副总理、副部长……不能有主席……不能有国民议会和参议院……禁止使用国旗、国徽、国歌&rdo;。声明表示，红色高棉只能接受最高委员会的国旗和国歌，应该禁止使用所有其他的国旗和国歌。所有的部长头衔都应该废除。

接着，双方又举行了第二轮会谈。乔森潘坚持取缔金边的国民议会、部长、国旗、国歌。明石康则认为，金边的政府机构可以继续存在下去，直到正式选举，因为巴黎协议没有规定要废除现存的机构。

后来，五大常任理事国驻金边代表又单独与乔森潘举行私下会谈，以说服红色高棉采取灵活态度，参加和平进程，与联柬机构合作，完成第二阶段的维和任务。乔森潘除了阐述原来坚持的两点理由以外，立场没有丝毫改变。

接着，西哈努克又举行了一次全国最高委员会会议，明石康原希望西哈努克能说服乔森潘，软化其立场。不料，西哈努克直截了当地责问乔森潘，并要乔森潘当场表态。乔森潘立即表示，民柬立场已向明石康阐明了，毋须多谈。这次会议又不欢而散。

对于乔森潘提出的两点理由，宋双和拉那烈认为是有道理的，而且是关系到民族存亡的大问题。但他们表示，这两个问题不应变成柬和平进程的障碍。拉那烈说，可在第二阶段和平进程中同时解决这两个问题。乔森潘则认为，不能放在一起解决，那样做，主要问题就变成了次要问题，甚至没有人去管。洪森则认为，民柬的两个问题是为和平进程附加先决条件，既然是先决条件，就应坚决反对。他还建议联合国对红色高棉实行制裁，其中包括封锁它的对外通道，冻结其在国外的存款，不准其从事商业活动。

红色高棉提出的这两项要求尽管是合理的，但是很难做到。

关于加强最高委员会的权力问题，巴黎协议明确规定最高委员会是最高权力机构。实际上，它只具有象征意义，充其量也只不过是在对外方面起到一些主权代表的作用。在对内事务方面，根本起不到权力中心的作用，它仅仅是协议中一个抽象的概念。原因是显而易见的。这个委员会是对立的派别组成的，这就决定了在讨论所有有重大分歧的问题上它都不可能达成一致的意见，形成统一的决定，而仅仅只能是一个谈判协商的机构。这正是红色高棉抱怨该委员会没有权威的根源所在。很显然，只要委员会里存在着对立的派别，它就很难有权威。因此，要把巴黎协议中规定的那种理想化的抽象概念加以实施是相当困难的，或者说是不可能的。

由于最高委员会没有形成实实在在的最高权力机构，它也就不可能授予联柬机构必要的权力去执行巴黎协议。这样，也就导致了联柬机构的无能为力。

联柬机构在维和行动的第一阶段，甚至第二阶段的初期，确实未正式宣布接管外交、国防、财政、安全、宣传五大权力。后来在红色高棉的压力下，虽然正式宣布接管了这五大权力，但实际情况是，金边政权仍控制着实际权力。这里同样存在着实际困难。因为具体操作这些权力的人，在这些权力部门从事实际业务的人，仍然是金边政权的人马，联柬机构的有关部门领导人不可能直接从事实际业务工作，这就造成了金边政府的实际权力无法被剥夺的情况。再者，联柬机构的工作人员有限，又缺乏必要的专业训练，特别是他们基本上是与柬埔寨社会脱节的，所以他们根本不可能完全控制和操作这几大部门的实际权力。红色高棉对这一问题的批评是正确的，但要真正解决又几乎是不可能的。

关于对越南撤军的核查问题，实际操作起来也相当困难。要对在柬埔寨是否留驻了越南军队进行一次全国性普查显然是不可能的。因为维和部队的力量相当有限，对于现有的集结点、检查站和武器收缴工作已使他们力不从心了。可行的选择只能是对所提供的越军线索进行核查。而在这方面，联柬部队已经做了，他们根据所提供的线索进行了9起调查。但结果是，没有充分的证据说明他们是越南武装人员。维和部队司令约翰&iddot;桑德桑中将也一再呼吁红色高棉提供可疑线索。但红色高棉说，他们害怕这么做。桑德桑说：&ldo;我们很难相信红色高棉会害怕提供有关越南军队的具体情报。&rdo;

至于留柬越军是否混杂在100～200万在柬的越南移民之中，那就更加难以核查了。总之，这是一个不可能彻底解决的问题。

面对联柬机构同红色高棉的这种僵局，西哈努克也无能为力了。最初，他对红色高棉还保持了一些耐心，但后来，这位容易冲动的调停人就耐不住性子了，开始公开斥责他的这个合作者。再后来，他甚至一度主张撇开红色高棉继续推进和平进程。越到后来，他的情绪就越不稳定。他厌倦了那种沉闷紧张的僵持局面，一度扬言要辞去全国最高委员会主席职务；他甚至对联柬机构的低效率也不满起来，并曾声言要停止同联柬机构的合作。

西哈努克的急躁情绪是可以理解的。那时，几乎全世界都在为柬埔寨和平进程的前景忧虑。谁能甘心这项耗资25亿美元的联合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维和行动就这样归于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