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牤子爷爷活着的时候在东山有一个何家大院,而且有大片土地良田,还有水库、果园。
可是,爷爷养了一个败家儿子,就是牤子的大伯父,从小娇生惯养,长大了吃喝嫖赌,还染上了毒瘾,吸食大烟。
没几年工夫,家产让大伯父败坏个精光,土地良田、水库和果园都变卖了,何家大院也典给了金家大地主,再没有赎回来。
牤子的爷爷无奈之下,靠仅余的一点家资,盖起了这座两间茅草房。
再后来,大伯父失踪了,说是死了,两个姑姑嫁人了,爷爷奶奶前些年也先后去世了,这座茅草房就留给了牤子父母和兄弟姐妹。
世事难料,正所谓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东北解放后,1948年这里土改,因为牤子一家已经穷得和普通农民一样,所以幸运地被划定为贫农成分。
牤子的父亲何耀祖和母亲李桂香育有两儿两女。
哥哥何百战,性格内向,老实憨厚,屯里人都叫他大憨;姐姐何百春,嫁给了外乡一位农民;妹妹何百秋,从十八岁开始精神失常,患上了精神病,发作起来,三两个人都看管不住,倘若让她逮着菜刀、斧头挥舞起来,不出大乱子就是万幸。
牤子妹妹何百秋的病时好时坏,已经二十岁出头的大姑娘了,也没人敢娶。她是家里的老大难,每天,牤子的母亲常常是以泪洗面勉强看管着。
就是这样,一家人挤在这两间草房里,南炕是父母亲,夜晚靠着一条幔子隔挡着。
北炕兄妹四人小时候也不分男女地挤在一起。
后来,牤子的姐姐出嫁了,妹妹也长大了,才在北炕中间砌了一道隔墙,把兄妹隔开。
茅草房冬天特别冷,满墙是厚厚的冰霜;夏天特别热,热得人晚上睡觉喘不过气来。
父母、哥哥和妹妹住在一间房子里毕竟很不方便,为此,牤子早就搬出了这间房子,跑到生产队社,与老顽童周运发一起住在生产队社大炕上。
生产队社毕竟不是自己的家,可是家里房子这样条件,实在没法住。
牤子做梦都想住上新房子,可是盖新房太不容易,或者说简直就不可能。
首先是没钱,各家各户都是靠在生产队里劳动挣工分,年终按工分核算收入。
多数人家孩子多,扣除口粮款,一年到头不仅一分钱见不到,甚至还要欠生产队里几十元。
社员家里辛辛苦苦养的猪,鸡、鸭、鹅下的蛋也要上缴国家,换回一点钱,也只够买个灯油和火柴。
小孩子过年能买上几根红头绳、粉头绫和一双呢绒加底的袜子已经是个奢侈的期盼。
再说,盖房子的事,是人民公社说的算,生产大队不申报,人民公社不批准,社员老百姓就没有办法。
泥土、沙石,都是集体的,盖房的木头由林业站管着,谁家胆敢偷伐一根?
不仅如此,社员的时间都是由生产队统一支配,无论是哪家哪户,谁也不能搞特殊化。
社员能做的就是不能让房子倒了。
每年夏季挂锄农闲的时候,各家各户就陆续开始苫房草,抹墙泥。
像牤子家房子这样地基塌陷,前后墙倾斜的茅草房春天还要打支护,否则,一阵大风,一场大雨,就可能把房子摧毁。
言归正传,且说,大黄在前面带路,牤子走进自家院子。
此时,院子里,牤子的爹爹和哥哥都穿着打着补丁的破旧衣裤,正翻找着破木头和旧木板,准备支护房墙。
牤子的爹何耀祖外号叫大倔子,五十六七岁,整日里风吹日晒的,剃着光头,留着胡子,叼着小烟袋,显得老气横秋,有当爹的派头。
大倔子见牤子回来,没有好脸色,不无怪罪地说:“太阳都爬多高了?你才滚回来,就不能早起来一会儿,家里有啥活你不知道吗?赶紧跟你大哥把房子支好,支不好,倒了,都特么睡露天地。”
牤子看了一眼威严的爹说:“该上工了,等收工回来再支吧。”
牤子知道,他家的房子经过一个寒冬,开春了,屋内厚厚的冰霜融化了,外墙再经过几场春雨,不仅屋里屋外的墙皮脱落严重,而且门窗两边的前房垛又有要倒塌的迹象。
大倔子瞪了牤子一眼,叼着烟斗先去上工了。
牤子翻出两把铁锹,一把给哥哥大憨,一把自己扛着随后走出大门。
大憨走进屋里洗洗手,娘李慧方从里屋出来,从大锅里拿出一个玉米面掺着橡子面的窝窝头递给大憨。
“牤子还没吃早饭呢,你给他带上。”
“嗯。”
大憨答应着,接过窝窝头,揣在兜里,赶紧往出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