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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6章（第1页）

我们指出：不承认北京政府和打击北京政府是可以同时并进的。而且从具体事件反对北京政

府，更是动员民众彻底反对它的应有步骤。但他们坚持立场，而且怀疑我们对北京政府仍有

幻想。他们所强调的是与北京政府绝交，全国民众抗纳捐税等等。其实这种急进的意见，在

北京政府的统治区域内实在甚难做到。

在那个时期，吴佩孚成了时代的宠儿。他与民众团体互相唱和，且有军事实力作后盾，

这对于北京政局具有甚大影响；也是我们所不能忽视的对象。作为吴佩孚之友的孙洪伊因此

成为上海寓公中的有名人物，一时竟有大孙（指孙中山）小孙之称。但在我们与他多次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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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一册

中，知道他不过是一个旧官僚型的人物；对于我们这种青年并无甚么吸引力。但吴佩孚所标

榜的召集国民大会、和平解决国事、反对直接和日本交涉山东问题、国民筹款赎回胶济路等

主张，获得了民众团体的广泛支持。上海各民众团体曾在公众体育场举行盛大的国民大会，

公开致电吴佩孚表示支持，我们也参与了这次集会。一九二○年一月间，北京的学生联合会

被封闭，吴佩孚的主张所召开的国民大会也被解散。

《时事新报》的总编辑张东荪那时是研究系在上海的代言人，也与我们有经常的接触。

一九二○年春，戊戌政变的巨子、研究系的首脑梁启超从欧洲回到了上海。张东荪约集我们

‐罗家伦、许德珩、康白情和我等‐在时事新报馆楼上与梁晤谈。他叙述了一番欧游的观感，

语气之间特别强调学术研究的重要性，并慨叹他二十余年从事政治运动徒劳无功，表示今后

对政治已无兴趣。他提出一个五十年文化的大计划，希望青年学者赞助。我们向他说明被赶

出课堂，无法安心研究学业，不得不从事反日爱国运动等等实况，对他专力于文化工作的抱

负，自然表示钦佩。

我们辞别出来，大家议论，认为任公的谈话象征着研究系在政治上进退失据的消极性。

任公本人在中国文化启蒙运动中确有重大的贡献；不过他的改良路线并没有找到出路。他曾

依附袁世凯，也曾做段祺瑞的幕僚，都没有好的结果。他那种依附实力派，企图做加富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