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重要因素。一九一九年七月二十五日苏俄政府的对华宣言,内容是废除帝俄时代对华特
权,取消庚子赔款,和归还中东铁路等,这宣言约在一九二○年初才在中国报纸上发表出来。
北京学生界和文化团体首先表示欢迎,在上海的全国各界联合会和各派人物也都为之兴奋,
共同发表赞许的文件,我也是参加的一分子。在一般青年看来,日本和其他列强都在欺侮中
国,只有苏俄是例外。他们认为只要苏俄能有愿意废除不平等条约的表示,就是值得欢迎的,
不必问苏俄的处境如何,也不必问这个对华宣言的动机如何。
当时北京学生联合会和其他民众团体都已被封闭,学生的活动虽仍在暗中进行,比之五
四时规模显已大大不如。一般同学们觉得过去的群众运动方式有些不够了,正在那里摸索新
的途径。当时山东问题已成悬案,一时不易解决。直皖战争酝酿已久,日近爆发,人们都在
期待段祺瑞亲日派的早日垮台。但代之而起的将是曹锟和其盟友张作霖,与段相较,都是一
丘之貉。吴佩孚究竟只是曹锟的一员部将,虽表示反日爱国,又能做出些甚么来?这一切都
显得中国前途仍是一片混沌,正因如此,俄国革命的胜利和它对华的友好表示,便成了昏暗
中闪耀的光芒。
当时从南到北,不少人都在摸索俄国革命成功的途径。研究系主办的北京晨报、上海时
事新报,国民党主办的上海民国日报、建设月刊、星期评论及无数青年们主办的报刊都或多
或少地同情甚至宣扬社会主义,并热心地介绍俄国革命的实况。已经踏进社会主义圈子与尚
在边缘的人物,不仅撰文宣扬,有些已开始有所行动,虽然那些行动并没有甚么了不起,但
确已走向酝酿组织一个共产主义团体的途径。
当时和我亲近的同学们,思想上多有了显著的改变,其中有些较李大钊先生尤为急进。
那位书呆子刘仁静在六三被捕时,曾因爱国狂热与军警大闹,现在却在埋头读马克思的《资
本论》,见着我便表示:笼统的学生运动已不济事了,现在要根据马克思的学说来组织一个
共产党。罗章龙对俄国革命的了解也大大的增加了,据他研究所得,俄国革命的成功得力于
俄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也要抓住这一点前进。其他有这种类似急进表示的青
年所在多有,毛泽东或许也是其中之一。
我似乎是一个特殊学生。我的学业已耽误了一个学瓶到了无法追上的地步。教师们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