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大会在广州举行是不受任何干涉的;这与前两次大会偷偷摸摸的在上海举行的情
景显然不同。我到达后首先在马林的住宅里看到了共产国际那个著名的训令。它已由瞿秋白
译成中文,包括下列各要点:一、国民革命是中国革命当前的中心任务;二、中国国民党是
领导国民革命的重心,中共党员应加入国民党,并在国民党内积极工作,以期实现推翻帝国
主义及其工具‐军阀在中国的统治,三、中共在这一国民革命中,仍应保留组织的独立和政
治批评的自由;四、职工运动仍是一个独立的运动,中共应积极促进其发展。
我看完这个很短的文件后,马林即向找说明,他到达莫斯科后,共产国际曾组织一个由
布哈林任主席的委员会,讨论中国问题。这个重要文件就是这委员会根据他的报告草定的。
他向我解释这训令的主要内含,是根据&ldo;国民革命是中心任务&rdo;这个主要论断,所有的共产
党员没有例外的都应加入国民党,并在国民党内积极工作,一切工作归国民党,这是最主要
之点。此外,所谓组织独立与政治批一评自由则不可过于强调;因为这一点在训令中只是附
属性质;否则就会有损于国共合作。至于职工运动虽然是一个独立的运动,但也是国民革命
的一部分;因此,中共党员应该吸引大量工人参加国民党,傅能接受国民革命的领导;中共
至多只能在工人中间进行一些阶级教育。
我当即表示不同意马林的解释,认为依照他的解释,那是将中共完全融化在国民党内。
马林对于我的反对意见立即发生强烈反应。他隐满着在莫斯科的讨论经过,不提在莫斯科已
有过的争论。他在中国工作已有两年,自以为已有足够的权威来实施高压手段。他认为反对
他的解释,就是反对共产国际的训令。这样,我与马林之间,就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激烈争论。
这场争论在大会举行以前就在热烈的进行着;为了寻求相互间的谅解,曾使大会推延了
一个多星期。争论的主要之点大致如下:
第一、我声言赞成国民革命是我们当前的中心任务。在事实上,当职工运动遭受二七罢
工的失败后,中国反帝运动的怒潮正在激荡上涨之中。一九二三年三月间,曾发生收回旅大
日本租借地的反日运动。四月间,津浦路临城土匪劫车,一些外国旅客被掳,外人盛倡共管
中国铁路的论调,曾激起反帝国主义乘机侵略的运动。五月初,长沙发生日本水兵残杀中国
人的事件,又激起了各地反日抵货运动。凡此一切,都是明证。我相信,中国的国民革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