营以后,国民党处境虽很艰危,但已逐渐呈现曙光。他正倡导改组国民党,励精图治,并几
次击退陈炯明军对广州的进犯;使不满现状者寄予莫大的希望。
123/151
-----------------------pa124-----------------------
《我的回忆》第一册
这年九月间,李大钊先生与王法勤、丁维汾、李石曾等开始在北京建立国民党的组织,
那些挂名为国民党员而实际参加曹锟贿选的国会议员,自然都自绝于国民党了。新参加国民
党的多是一些激进的青年。到十一月间,中共党员改采积极支持国民党的态度后,北京国民
党组织的人数增至一千余人;可以说大多是北京的优秀青年,其中共产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
团团员约占三分之一。
当时一般青年倾向国民党的情绪十分热烈。他们对于广东的情况和国民党改组的真意,
虽不完全知道,但对北京政局确是厌恶已极。我的朋友们,不管已否加入国民党,多表示曹
锟闹得太不像话了,无论如何,国民党和孙中山总要比北方这一群败类好些。
恰在这个时候,鲍罗庭的一份报告又增加了我对广东真相的了解。初到广州的鲍罗庭,
做事极其谨慎周到。他写了一份关于广州情况的报告,似是给莫斯科和在北京的加拉罕的。
他托斯雷拍克将这份报告的英译本送给我参阅。我细读他这份报告,知道了国共两党党员在
广州合作的情况,他们一致动员民众,支持孙中山先生,击退陈炯明十月二十三日和十一月
十九日的两次进犯,使广州转危为安。我觉得他这份报告并无宣传的意味,是可信的真实资
料。
初期的国共合作,确是鉴于大敌当前,为了共同目标,同甘苦共患难,携手向前奋斗,
两党间的磨擦那时还未暴露出来,即使有,也是很轻微的。我目击当时北京国民党发展的情
况,又证以广州的实情,也觉得中共党员跨有两党党籍,暂时还不会引起严重纠纷。
由于这些演变,我对国共合作的前途是较为乐观了。我根据鲍罗庭供给的资料,在《新
民国》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广州的新气象》的文章。这篇文章虽没有论到国共合作的问
题,但主旨是号召所有革命分子合作,并以广东的实例为证;认为不同党籍和形形式式的革
命分子,能在一个共同的革命事业上大公无私的通力合作,是今日中国革命所必要的。《新
民国》杂志是北京国民党组织的机关刊物,由范体仁任主编,他并不是共产党员。我这篇文
章是应他之邀而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