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举行决策性的会议,并由广东区委会将这个会议决定的事项,报告中共中央。我认为这样
做可以使广东区委会获得全盘领导的经验,在复杂的广东局势中,形成一个领导中心,而且
可以免除中共中央和鲍罗庭以及广东区委会之间的隔阂。
中共广东区委会陈延年等是赞成我的主张的。陈延年曾向我表示以前老是要跑鲍公馆,
才能获得一鳞半爪的政治消息,又不好不尊重鲍顾问的指示,这使工作上增加了不少困难。
中共中央方面常觉得他们未将广东情况及时报告上去;其实,有些事连他们自己也是不知道
的。如果有一个确定的政治会议,就不会再有这些流弊了。
但鲍罗庭是注重个人手腕的策略家,虽口头应允照我所提的办法去做,但后来并未兑现;
一切还是由他独断独行。他的这种作风大概与他的特殊地位有因果关系。他有点像个&ldo;四不
像&rdo;;他虽不是苏俄驻广州的大使或专使,但却是苏俄政府非正式的代表,而且真能代表政府
发言;他在国民党中,既非党员,又是外国人,职位也不过是政府顾问,但其发言却具有决
定性的力量;他是一个重要的共产党员,但又不受共产国际在中国的代表的指挥。他利用他
的地位,左右逢源,发挥他的个人手腕。他对中共广东区委会的关系仍是老样子,不仅遇事
不与他们事先商量,事后甚至也不完全告诉他们。即使有时他与陈延年等举行会议,也不过
是对于他的见解作必要的解释而已。
这时‐列宁逝世已一年有半,在俄共内部,斯大林与托洛斯基之间的争论日益尖锐,鲍
罗庭往往直接受到斯大林的指导,这点对于中国革命的发展,是有着重要关系的。他能通天,
加拉罕管他不了,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也不在他的眼里,因而广东的一切政务,鲍罗庭都是
干了再说。中共中央及其属下的组织,在政治上不过是随着他所造成的既成事实,事后应付
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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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二册
鲍罗庭对国民政府的建立问题避免谈论。他曾向我指出,国民政府建立问题现在不能讨
论,因为解决杨刘,国民党各方意见大体可以一致;如果在解决杨刘以前,就和他们谈到建
立国民政府问题,可能引起内部的分化。再则他也不赞成中共中央就这问题预先有所拟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