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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8章（第2页）

变对北伐的观点；采用较积极的政策，但已经是落后一步了。

在此时期，我是中共中央动员中共党员参加北伐战争的唯一负责人。前此，我往来沪粤

之间，担负着紧急任务，自然没有时间去处理中共中央的经常工作。八月初，我才交卸了中

共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主委的职责，由李立三接替，我自己则专任中共中央军事部的工作。

并确认它具有动员中共组织及工农民众团体参加战争的职能。可是，那时军事部等于一个空

职，只有两个年轻同志，在那里做些从报纸上搜集军事情报的屑碎工作。

当时，中共中央还远不能说是一个战斗的指挥部。我们在工农群众运动的工作，虽积累

相当的经验；但对指导战争，则仍是门外汉。在这一点上，我们当时万万比不上国民党。我

们没有电讯等通讯设备，也没有可资运用的情报资料，一切只好从头做起。从领导民众运动

的机构，转变为领导战争的组织，是需要较长时间的准备的。我所领导的军事部在北伐狂潮

里，只开始调用少数有军事知识的同志，派他们到北伐所需要的地方去，作些动员工农群众

的初步规划。

我记得我的军事部当时所做的一件重要工作，是组织了一个派到武昌去的暴动队。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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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二册

只有八个人，由黄埔第一期生余洒度同志领导。他们的任务是会同湖北方面的同志们，扰乱

敌军的后方，发动兵变和暴动，夺取敌军的武器来武装我们自己。至于其他次要的地点，就

只能派一两位同志去。当时中共的地方组织也是长于民众运动工作，我要求他们依据广东的

经验，动员工农民众，配合国民革命军的北伐行动。

一九二六年九月六日及七日，北伐军占领了汉阳和汉口，正围攻武昌；我率领中共中央

军事部的班底，赶到汉口直接应付战争去了。不久周恩来从广东来，接替我任中央军事部长

的职务；他带来了一批军事工作同志，才重整并扩大了这项工作。因此，可以说在北伐过程

中，中共中央的机构在开始逐渐使自己适应于战争的状况；也是它后来能够发动多次暴动和

从事游击战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