纷传他已成为吴佩孚的鹰犬;因他的告密,使若干工人领袖受到杀害。众怨所积,郭聘帛终
由总政治部逮捕了。惩办工贼是工会方面极重视的事,当初总政治部根据蒋氏的意旨主张宽
大;可是不少工会领袖曾向总政治部力争,郭聘帛因而卒被处死判4。
催促各工厂迅速开工,更是不容易解决的事。当时武汉的工厂企业,有的已经停工,有
的减产,有的勉强维持;这种经济不景气,确也是战时所难免的状况。工人一方面要各工厂
复工,才不致失业;另一方面又要提出一些迫不及待的经济要求,使工厂企业更难经营。总
政治部除了运用政治压力,催促各工厂开工外,也不能有其他良好的方法。当时军需浩繁,
财政当局只能设法增加一些收益,那里顾得到工商业的复苏。一般说来,只知要钱的军人们,
既不懂甚么财政经济政策,更不会有甚么贷款帮助工商业的打算,而他们的意见又有决定性
的作用。
我曾强调国民政府应确立战时财政经济政策。所需收益可求之于各县地主富人的捐献;
对大城市工业生产的奖励,市场的活跃,以及贷款救济等项,都是应当认真考虑的措施。李
立三则主张工人参加管理生产;他认为这样做,才能使工厂复工,也可以使工人重视劳动纪
律,认真进行生产。这些建议又为当时实际条件所限制,难于实行。因此,当时一般热心革
命的人物,多觉得军事上确有进展,在政治和经济上则毫无办法。
组织总工会是工会内部一件复杂的工作。武汉不过是中国腹地一个商业中心,近代企业
并不发达;因此,工人中仍以手工业者和苦力占最大多数,自然,这样的工人群众也会富有
行会观念和受着秘密会社的流氓观念所影响。他们已往的处境的恶劣,是毋待费词的,汉口
租界巡捕曾发生打死人力车夫的事件,&ldo;吃洋火腿&rdo;更是司空见惯。在革命浪潮犯滥到武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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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二册
时候,自然激起一般工人&ldo;报复&rdo;、&ldo;泄愤&rdo;、&ldo;翻身&rdo;等情绪;如&ldo;发洋财&rdo;这一句话,就是
很流行的。这句话的含义固然很复杂,主要却与&ldo;铲富济贫&rdo;的观念一脉相通,不过所要铲
的是洋资本家罢了。他们虽经过&ldo;二?七&rdo;罢工的洗礼,但要组成近代的工会,按照当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