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失败在群众中所引起的懊丧和恐惧的心情;硬说中共是愈斗愈一强的,群众的革命情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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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二册
有增无已的,革命的浪潮是继续高涨的。他们整理暴动的资料,作些有利的片面解释和违反
事实的宣传。他们坐在中央,只要看见某个地方中共还有一些组织的基础存在,就来一个暴
动计划,命令执行;其中最有名的就是所谓&ldo;两湖暴动计划&rdo;。此外,在上海本地,他们还是
继续命令同志们进行一些毫无成功希望的冒险勾当。如有同志表示异议,就给他戴上一顶机
会主义的帽子,予以惩罚。这一切曾逼使我与瞿秋白中央处于完全对立的地位。
这段时间,我所耳闻目见的是瞿秋白中央无休止的盲动行为;深觉七年来艰苦缔造的中
共,会因此被摧毁掉。机构被破获,同志被浦杀,以及这个地方或那个地方的工作受到打击
等恶劣的消息,纷至沓来。我们心情十分痛苦。我的生活虽极不安定,老在逃避警探们的追
浦;但我仍在设想这种或那种方法,来挽救中共的危机。
我被瞿秋白等目为反中央的首脑,我的住所也被视为是机会主义者的俱乐部。和我同住
在这招待所里的,先后有李立三、许白昊夫妇、王一知,以及刘少奇夫妇等。刘少奇夫妇是
在广州暴动前不久,从武汉辗转来到上海的,他们同样被视为武汉时期的机会主义者,大概
就是因此才被安置与我同住。这段时期,到我们住所来访问的同志很多,如匿居在上海的林
伯渠,他也是南京政府通缉的要犯,就常偕同太太和侄女等作我们的座上客。这些客人们在
我们那里,常可以无拘束的议论党事,发发牢骚,也有过一些人讥讽瞿秋白的&ldo;反机会主义&rdo;、
&ldo;盲动&rdo;、&ldo;乱发命令&rdo;、&ldo;任意惩罚&rdo;等等,与我的议论互相唱和。这一切自然为瞿秋白所厌
恶。
十二月下旬,当广州暴动失败的惨痛情况完全判明以后,我曾向瞿秋白进言,要求他改
变政策。我向他指出现在再不是继续暴动的时候,应该保全剩余的实力。中央应通令各地组
织,不可任意暴动或做其他浪妾同志生命的冒险行为。在农村中应着重秘密组织农民,准许
农民武装,集结在偏远地区,休养生息,在城市中要注重保密工作,严紧自己的组织,整理
党的支部。在工人学生等群众中,注重组织秘密地下小组。只有留下这些资本,才可以再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