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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66章（第1页）

看不见高潮的到来，忽视了发动群众、配合工农红军、夺取大城市的暴动，足见是明显的犯

了右倾的错误。

这件事确是反右倾的怪现象。共产国际的首脑们对之不免啼笑皆非，他们觉得李立三的

做法是过火，也许还觉得在中共中央应受处罚的，不该是蔡和森，而应该是李立三，但在反

右倾压力之下，他们似又觉得不便为蔡和森主持公道，他们无言的接受了这个既成事实，这

就助长了李立三的盲动气焰。

一九二九年夏季，蔡和森来到莫斯科，他保持极度缄默，不愿表示使何意见，也没有向

共产国际作任何的申诉，仅要求在莫斯科学习一个时期。他也绝不向我和瞿秋白等谈论中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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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二册

内部的事，甚至不轻易与人来往，终日索居在住所中，借助于字典，埋头读书。我觉得我责

无旁贷应为蔡和森作不平之鸣，但他却反对我这样做，甚至声言如果我这样做，他将指斥我

无事生非。

从蔡和森的神情看，也许他觉得在目前汹涌的反右狂潮中，任何人被指为右倾，都会或

多或少的倒霉，那里还有甚么道理可讲！任何申诉都于事无补。我明知这样消极，不合道理，

但客观环境，确是如此，只得作罢。

共产国际主席团和秘书处每次开会都发给我一些文件，通知我按时出席，我常借故请假，

就是前往出席，也从未发言，蔡和森事件发生之后，我更显得意态消沉。这样，我自然使人

认为是反右倾不够积极，但我也不管了。

米夫的行政助手瓦尔格终于来质问我，为甚么不常参加共产国际的会议，不发表一些反

右倾的言论？我告诉他，蔡和森的事我是应当发言的，但我终于保持了缄默，避免在反右倾

中来唱反调，其他的事有瞿秋白发言，也就够了。我猜想他一定将我的话转告他的上司；但

此后也没有甚么下文。

当时，莫斯科的党内斗争，对外国同志还算宽大一点。共产国际首脑中，也有些人不愿

任意给人扣上一顶右倾的帽子，我的处境似很微妙，我是人所共知的对共产国际有过不满，

反右倾又不够积极，但也有人觉得中共将来还是需要我的，而且我受过盲动主义的委屈，因

而不愿对我多施压力，就在这种微妙的关系之中，我避免了许多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