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寄予莫大的期望。周恩来是极端主张将力量集中到苏区去的,他经历这么多变故,深知中
共在白区很难立足,势将继续被国民党破获摧毁。他决意将中共大部份干部调往苏区,他估
计从白区可以调到苏区的干部,约有四百人。他准备将其中百分之四十调往江西苏区,其余
两个百分之三十分别调往鄂豫皖和其他各个苏区。
我是自愿去鄂豫皖的。当时鄂豫皖区还保有较多的立三路线的残余,负那个区域领导责
任的曾钟圣就是著名的立三路线的拥护者,我的同志们觉得我去那里纠正立三路线的错误是
游刃有余的。我自己也觉得我对那一带的情况较为熟悉,而且大好中原,正是便于驰骋的所
在,我为之向往。
我摒当一切,准备起程,担负我的新任务。当时共产国际在上海的远东局(即共产国际
派驻上海人员所组成的机构)对这件事很注意。那个我所讨厌的波兰人,为此曾要求和我面
谈,但我托词拒绝了。另外一位德国籍军事代表,我倒极愿和他谈谈,请教一些有关军事方
面的问题。
那位德国军人虽只和我见过一面,但给我的印象很深。他在第一次大战中,任过中级军
官,手上带有伤痕,是他的光荣纪录。他年逾五十,具有冷静的头脑和丰富的知识。他奉命
到江西苏区去,后来几次改装牧师前往,均为国民党军队所阻,未能到达目的地。共产国际
乃不得不改派一位较年轻的德国军人李特去江西苏区,任军事顾问。那位李特似远不如他老
练,与毛泽东等发生过不少磨擦。我想如果是那位较老的德国人去了,也许会有不同的结果。
他那次和我会面,表现很诚挚谦和,他要求我不要信赖翻成中文的军事书籍,一切要凭
自己的判断去处理。他特别指出一个独当一面的指挥者,要预先想到如果打败了应该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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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二册
在这游击战争中,是会经常遇到的,我觉得我的同志多富有勇往直前的精神,往往易于忽略
可能受到的挫折。他的这种议论,实在切中时弊。我也觉得他不是一个巩固苏区根据地的教
条主义者,而是根据实际情况行事的人,即此一端,也远较米夫之类的人大为高明。
我们的计划在执行中遇着接二连三的困难。我自己是四月间到达鄂豫皖区的,但中共中
央其他的人则因敌人的阻挠,直到当年八月间,才完成了前往江西苏区的任务。
我总结我在上海这一段时期的努力,虽相对的抑制了王明路线的发展,但他们究竟还是
日甚一日的抓住了中央机构。那些教条主义的盲动主义者,遇着机会是会把事弄糟的,而且
在共产国际的掩护之下,为害将是更大。他们不顾实情,死板板的执行共产国际的决定。如
在巩固苏维埃根据地这个阿题上,他们往往不计敌我力量的对比和自己军事实力的可能损失,
硬要死守这个地区或那个城市,如果任何人不这样照做,便被视为右倾的逃跑主义者。共产
国际的其他决定,也一律被视为是御定的,不能改变的。这就是有名的王明路线的特色,其
结果是使苏维埃运动硬化,招致了极严重的损失。如果不是日本的侵略,使中共回到抗日的
民族统一战线上来,也许整个中共会在苏维埃运动中完全葬送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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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三册
《我的回忆》第三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