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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61章（第1页）

《我的回忆》第三册

惜秦邦宪没有接受我的意见，后来就在这些问题上，形成了一、四两方面军的对立。

接着张闻天又来了，继续我们午间未了的谈话。我们谈起党的工作情况，我照实告诉他

一些四方面军中党的工作的实情，他却不愿多谈中共中央自一九三一年迁到瑞金以后的演变，

仅向我说遵义会议以后，中共中央没有甚么不同的意见，从那时起，中共中央主要考虑的都

是军事行动问题，大家都推重毛泽东主持其事，这次两军会合军事行动的命令又已发出去了，

一切似乎都很顺利。

我则总括了到达抚边以后所经历的一切，向他提出概括的意见。我首先说到苏维埃和红

军所受的挫折，不能都归咎于敌人飞机和大炮的厉害，这样认定的必然结论，将是中共命运

注定了要失败。我问他为何不从政治上去寻求原因，例如苏维埃运动的政策是否正确等。我

说根据我的经验，苏维埃和分配土地并没有能发动广大群众，倒是红军军事力量的壮大和废

除苛捐杂税等口号，却能轰动一时。我问他有甚么理由肯定苏维埃政策一定正确，肯定西北

联邦政府的政策一定不正确。

我继续指出，由于我们的政治观念僵化了，军事观念也就随之僵化。我们死守着一个公

式，认定中共中央政治路线和一切作为是正确的，无可怀疑的，只是敌人的飞机大炮厉害，

我们打不过，因而要避战，要到外蒙古去或到新疆区。可是一般同志可能不这样了解，他们

会问在北川和茂县地区，我们有打击川军的机会，为甚么要退到岷江以西，集结到毛儿盖，

又往那里前进？

我问张闻天，为甚么我们不从政治上去寻求解救的方法？难道政治方面就没有增强我们

力量的步骤了吗？一九三二年我们到川北的时候，觉得我们的力量不能再打了，但我们补救

的办法不是绝对避战，而是提出入川纲领、人民政府和其他政治办法，不久以前我们又提出

争取建立川甘康新根据地的前途和成立西北联邦政府的主张。我着重的指出，采取政治方法，

甚至是让步的步骤，如对少数民族宽大和强调抗日等问题，在原则上不但应该允许，而且应

该切实执行。就因为这些情形，中央死死抱住苏维埃这个左的躯壳，实际执行的却是军事上

极右的退却路线。这样，中央的多数同志自然就会觉得我的意见是多余的，甚至觉得张国焘

是机会主义者，红四方面军是军阀，甚至入川纲领、甚至西北联邦政府，都是大逆不道。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