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作品只是第一回,当然没有完,我虽然毫不想“反驳”,却也愿意看看这有“良心”的文学,不料从此就不见了,迄今已有月余,听不到“卡尔和伊理基”在“天堂”上和“老将”“小将”在地狱里的消息。但据《社会新闻》(七月九日,四卷三期)说,则又是“左联”阻止的——杨邨人转入ab团
叛左联而写揭小资产战斗之旗的杨邨人,近已由汉来沪,闻寄居于ab团小卒徐翔之家,并已加入该团活动矣。前在《大晚报》署名柳丝所发表的《新封神榜》一文,即杨手笔,内对鲁迅大加讽刺,但未完即止,闻因受左联警告云。〔预〕左联会这么看重一篇“讽刺”的东西,而且仍会给“叛左联而写揭小资产战斗之旗的杨邨人”以“警告”,这才真是一件奇事。据有些人说,“第三种人”的“忠实于自己的艺术”,是已经因了左翼理论家的凶恶的批评而写不出来了〔24〕,现在这“小资产战斗”的英雄,又因了左联的警告而不再“战斗”,我想,再过几时,则一切割地吞款,兵祸水灾,古物失踪,阔人生病,也要都成为左联之罪,尤其是鲁迅之罪了。
现在使我记起了蒋光慈〔25〕先生。
事情是早已过去,恐怕有四五年了,当蒋光慈先生组织太阳社〔26〕,和创造社联盟,率领“小将”来围剿我的时候,他曾经做过一篇文章,其中有几句,大意是说,鲁迅向来未曾受人攻击,自以为不可一世,现在要给他知道知道了。其实这是错误的,我自作评论以来,即无时不受攻击,即如这三四月中,仅仅关于《自由谈》的,就已有这许多篇,而且我所收录的,还不过一部份。先前何尝不如此呢,但它们都与如驶的流光一同消逝,无踪无影,不再为别人所觉察罢了。这回趁几种刊物还在手头,便转载一部份到《后记》里,这其实也并非专为我自己,战斗正未有穷期,老谱将不断的袭用,对于别人的攻击,想来也还要用这一类的方法,但自然要改变了所攻击的人名。将来的战斗的青年,倘在类似的境遇中,能偶然看见这记录,我想是必能开颜一笑,更明白所谓敌人者是怎样的东西的。
所引时文字中,我以为很有些篇,倒是出于先前的“革命文学者”。但他们现在是另一个笔名,另一副嘴脸了。这也是必然的。革命文学者若不想以他的文学,助革命更加深化,展开,却借革命来推销他自己的“文学”,则革命高扬的时候,他正是狮子身中的害虫〔27〕,而革命一受难,就一定要发现以前的“良心”,或以“孝子”〔28〕之名,或以“人道”之名,或以“比正在受难的革命更加革命”之名,走出阵线之外,好则沉默,坏就成为叭儿的。这不是我的“毒瓦斯”,这是彼此看见的事实!
一九三三年七月二十日午,记。
〔1〕什么“员外”什么“警犬”反动文人对作者的这种诬蔑,参看本书《以夷制夷》附录《“以华制华”》。
〔2〕《社会新闻》反动刊物。一九三二年十月在上海创刊,曾先后出版三日刊、旬刊、半月刊等,新光书店经售。一九年十月起改名《中外问题》,一九三七年十月停刊。
〔3〕沈雁冰笔名茅盾,浙江桐乡人,作家、文学评论家、社会活动家,文学研究会主要成员,曾主编《小说月报》。著有长篇小说《蚀》、《子夜》及《茅盾短篇小说集》、《茅盾散文集》等。〔4〕《微言》反动刊物,周刊,一九三三年五月在上海创刊。〔5〕丁玲湖南临澧人,作家。著有短篇小说集《在黑暗中》、中篇小说《水》等。潘梓年(1893—1972),江苏宜兴人,哲学家。他们同于一九三三年五月十四日在上海被捕。
〔6〕内山书店日本人内山完造在上海所开的书店。内山完造(1885—1959),一九二七年十月与鲁迅结识,以后常有交往,鲁迅曾借他的书店作通讯处。
〔7〕《蘧庐絮语》札记,陈子展作。一九三三年二月十一日起连载于《申报·自由谈》。
〔8〕杨杏佛(1893—1933)名铨,江西清江人。早年曾赴美留学,回国后任东南大学教授、中央研究院总干事等职。一九三二年十二月,他协同宋庆龄、蔡元培、鲁迅等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反对蒋介石的法西斯统治,一九三三年六月被国民党特务暗杀于上海。〔9〕梁实秋浙江杭县(今余杭)人,新月派主要成员之一,国家社会党党员。当时任青岛大学教授。
〔10〕“腰斩张资平”张资平(1893—1959),广东梅县人,创造社早期成员。写过大量三角恋爱小说。抗日战争时期堕落为汉jian。他的长篇小说《时代与爱的歧路》自一九三二年十二月一日起在《申报·自由谈》连载,次年四月二十二日《自由谈》刊出编辑室启事说:“本刊登载张资平先生之长篇创作《时代与爱的歧路》业已数月,近来时接读者来信,表示倦意。本刊为尊重读者意见起见,自明日起将《时代与爱的歧路》停止刊载。”当时上海的小报对这件事多有传播,除文中所引《社会新闻》外,同年四月二十七日《晶报》曾载有《自由谈腰斩张资平》的短文。
〔11〕曾今可(1901—1971)江西泰和人。关于他的“解放词”,参看本卷第54页注〔2〕。
〔12〕胡怀琛(1886—1938)安徽泾县人。他曾在《东方杂志》第二十五卷第八号(一九二八年四月二十五日)、第十六号(同年八月二十五日)先后发表《墨翟为印度人辨》和《墨翟续辨》,武断说墨翟是印度人,墨学是佛学的旁支。一九三三年三月十日《自由谈》发表署名玄(茅盾)的《何必解放》一文,其中有“前几年有一位先生‘发见’了墨翟是印度人,像煞有介事做了许多‘考证’”的话,胡怀琛认为这是“任意讥笑”,“有损个人的名誉”,写信向《自由谈》编者提出责问。
〔13〕《涛声》文艺性周刊,曹聚仁编辑。一九三一年八月在上海创刊,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停刊。该刊自第一卷第二十一期起,封面上印有乌鸦搏浪的图案并题辞:“老年人看了摇头,青年人看了头痛,中年人看了短气,这便是我们的乌鸦主义。”前面引文中关于“乌鸦主义”的话即指此。
〔14〕《文艺座谈》半月刊,曾今可等编。一九三三年七月在上海创刊,共出四期,新时代书局发行。
〔15〕“左联”即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文学团体。一九三○年三月在上海成立,一九年底自行解散。领导成员有鲁迅、夏衍、冯雪峰、冯乃超、周扬等。〔16〕《时事新报》一九○七年十二月在上海创刊,初名《时事报》,后合并于《舆论日报》,改名为《舆论时事报》,一九一一年五月十八日起改名《时事新报》。初办时为资产阶级改良派报纸,辛亥革命后,曾经是拥护北洋军阀段祺瑞的政客集团研究系的报纸。一九二七年后由史量才等接办。一九年后为国民党财阀孔祥熙收买。一九四九年五月上海解放时停刊。下面的启事载于一九三三年七月六日该报副刊《青光》上。
〔17〕《中外书报新闻》周刊,包可华编辑。一九三三年六月在上海创刊,内容以书刊广告为主,兼载文坛消息,中外出版公司印行。同年八月改名《中外文化新闻》。
〔18〕“胸中不正,则眸子眊焉”孟轲的话,见《孟子·离娄》:“存乎人者,莫良于眸子,眸子不能掩其恶。胸中正,则眸子眊焉;胸中不正,则眸子眊焉。”眊,眼睛失神。
〔19〕崔万秋山东观城(今与河南范县等合并)人,国民党复兴社特务。当时《大晚报》文艺副刊《火炬》主编。〔20〕曾今可用崔万秋的名字为自己的诗作序事,指一九三三年二月曾今可出版他的诗集《两颗星》时,书前印有崔万秋为之吹捧的“代序”。同年七月二、三日,崔万秋分别在《大晚报·火炬》和《申报》刊登启事,否认“代序”为他所作;曾今可也在七月四日《申报》刊登启事进行辩解,说“代序”“乃摘录崔君的来信”。〔21〕“卡尔和伊理基”卡尔,马克思的名字。伊理基,通译伊里奇,指列宁;列宁的姓名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乌里扬诺夫),伊里奇是其父称,意为伊里亚之子。
〔22〕杨邨人(1901—1955)广东潮安人。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二八年曾参加太阳社,一九三二年叛变革命。一九三三年二月他在《读书杂志》第三卷第一期发表《离开政党生活的战壕》,诋毁革命。为适应反动派分裂瓦解革命文艺运动的需要,他又在同年二月《现代》第二卷第四期发表《揭起小资产阶级革命文学之旗》,宣扬“第三种文艺”。
〔23〕韩侍桁天津人。曾参加“左联”,后转向“第三种人”。当杨邨人发表《离开政党生活的战壕》和《揭起小资产阶级革命文学之旗》后,他在《读书杂志》第三卷第六期(一九三三年六月)发表《文艺时评·揭起小资产阶级革命文学之旗》,其中说杨邨人是“一个忠实者,一个不欺骗自己,不欺骗团体的忠实者”;他的言论是“纯粹求真理的智识者的文学上的讲话”。
〔24〕苏汶在《现代》第一卷第六号(一九三二年十月)发表的《“第三种人”的出路》一文中,曾说:“作家,假使他是忠实于自己的话,……他不能够向自己要他所没有的东西。然而理论家们还是大唱高调,尽向作者要他所没有的东西呢!不勇于欺骗的作家,既不敢拿出他们所有的东西,而别人所要的却又拿不出,于是怎么办?——搁笔。”
〔25〕蒋光慈(1901—1931)又名蒋光赤,安徽六安人,作家,太阳社主要成员。著有诗集《新梦》、中篇小说《短裤党》、长篇小说《田野的风》等。
〔26〕太阳社一九二七年下半年在上海成立的文学团体,主要成员有蒋光慈、钱杏邨(阿英)、孟超等。一九二八年一月出版《太阳月刊》,提倡革命文学。一九三○年“左联”成立后,该社自行解散。〔27〕狮子身中的害虫原为佛家的譬喻,指比丘(佛教名词,俗称和尚)中破坏佛法的坏分子,见《莲华面经》上卷:“阿难,譬如师(狮)子命绝身死,若空、若地、若水、若陆所有众生,不敢食彼师子身肉,唯师子身自生诸虫,还自瞰食师子之肉。阿难,我之佛法非余能坏,是我法中诸恶比丘,犹如毒刺,破我三阿僧祇劫积行勤苦所集佛法。”(据隋代那连提黎耶舍汉文译本)这里指混入革命阵营的投机分子。
〔28〕“孝子”指杨邨人。他在《离开政党生活的战壕》中说:“回过头来看我自己,父老家贫弟幼,漂泊半生,一事无成,革命何时才成功,我的家人现在在作饿殍不能过日,将来革命就是成功,以湘鄂西苏区的情形来推测,我的家人也不免作饿殍作叫化子的。还是:留得青山在,且顾自家人吧了!病中,千思万想,终于由理智来判定,我脱离中国共产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