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佶虽然是突发奇想,但是考成法确是很重要,早就想把他拿出来对付大宋这些老油条,但是一直没有一个合适的切入点。今天既然和赵挺之提起了,赵佶决定和政事堂也说明,要卷起来就都卷起来,现在不给大宋这些官吏上上螺丝,恐怕以后推行各项政策并不方便。
赵佶于是决定明日常朝后召见政事堂诸公商量此事。等到常朝后,赵佶在垂拱殿召见他们,这是新年的第一次召见,诸位宰相们脸上还是比较开心的,赵佶和他们寒暄了几句,就说起考成法来。
其实考成法并不复杂,用张居正的话说就是尊主权,课吏职,行赏罚,一号令。重要特点即所谓“立限考事”、“以事责人”,对官员行政进行考核。六部和都察院把所属官员应办的事情定立期限,并分别登记在三本账簿上,一本由六部和都察院留作底册,另一本送六科,最后一本呈内阁。六部和都察院按账簿登记,逐月进行检查。对所属行告返官员承办的事情,每完成一件须登出一件,反之必须如实申报,否则以违罪处罚;六科亦可根据账簿登记,要求六部每半年上报一次执行情况,违者限事例进行议处;最后内阁同样亦依账簿登记,对六科的稽查工作进行查实。
对于大宋来说,政事堂就代替内阁的职责,台谏就行使都察院和六科的监察职能。对六部三司和地方各监司的行政进行考核。以后大宋官吏的好日子就来临了,再想什么梨花院落溶溶月,就不要想了,拿了赵官家的钱,就得给赵官家好好当牛马,不天天996、007就是好的了。
其实张居正早就说过盖天下之事,不难于立法,而难于法之必行;不难于听言,而难于言之必效。赵佶和政事堂制定多么完美的计划,最终都是需要地方官府去完善处理的。张居正的话赵佶是非常信服的,若询事而不考其终,兴事而不加屡省,上无综核之明,人怀苟且之念,虽使尧舜为君,禹皋为佐,亦恐难以底绩而有成也。
当年还是学生时拜读张太岳的请稽查章奏随事考成以修实政疏,不禁感叹张居正果然是大明的救时宰相,若是没有他,恐怕连万历这四十七年都撑不过去。面对诸位宰相们的疑问,赵佶直接引用张太岳奏疏里的话说道:“吾窃见近年以来,章奏繁多,各衙门题复,殆无虚日。然敷奏虽勤,而实效盖鲜。言官议建一法,朝廷日“可”,置邮而传之四方,则言官之责已矣,不必其法之果便否也。部臣议厘一弊,朝廷曰‘可”,置邮而传之四方,则部臣之责已矣,不必其弊之果厘否也。某罪当提问矣,或碍于请托之私,概从延缓;某事当议处矣,或牵于可否之说,难于报闻。征发期会,动经岁月,催督稽验,取具空文。虽屡奉明旨,不曰“着实举行”,必曰“该科记着”,顾上之督之者虽谆谆,而下之听之者恒藐藐。鄙谚曰,“姑口顽而妇耳顽”,今之从政者殆类于此。欲望底绩而有成,岂不难哉?”
赵佶说道此处,几位宰相都沉思起来,虽然大宋的文官没有大明这票文官离谱,但是他们搞起党争,推诿塞责起来那是一点都不逊色,当年王安石变法的时候,王安石的各项法令,到地方都变了性质,地方官吏对于中枢的命令,阳奉阴违的多了去了。
作为首相,韩忠彦对此是深有体会,他当先说道:“官家,眼下行政拖沓确实是一大难题,官家所提之法,确是是解决此法的一个办法,但是具体怎么解决,还需要拟成章程法度,再择一地试行。”
赵佶说道:“吾看今岁河北兴修水利,就可以择一路施行,看看效果如何,诸位以为如何?”
苏辙说道:“官家此法固然可行,但是用政事堂考核台谏,本朝未有如此如此惯例,政事堂与台谏各负其责,对于各部院监司的考核,应该是台谏和政事堂共同考核。”作为台谏的老大,苏辙当然得帮台谏争取,大宋的台谏,一向是与政事堂分庭抗礼的,专门挑宰相们的骨头的。
张居正让内阁考核六科和都察院,还是为了加强自己的权威,集权于内阁,赵佶虽然很喜欢张居正,但是并不希望自己朝廷出现一个张居正,毕竟没人希望凭空多个爸爸。苏辙说得这个确是是个问题,台谏作为自己制衡政事堂的重要工具,不能被政事堂控制,否则万一出现权相就麻烦了。
赵佶想了想说道:“苏相说得在理,政事堂和两制以上大臣公议此事,将考成法制定出来,今岁试行,修改后颁行全国。”一众大臣领命,赵佶问道:“而今一年既始,万事当开,现在有什么要紧的事?”
韩忠彦说道:“官家,而今秋贡春试,省试是现今最重要的事情。”
赵佶这才记起来,今年是春闱的大比之年,去岁诸路的举人已经启程到东京了,按照大宋定例诸路州军科场并限八月引试,而礼部试士,常在次年的二月,殿试则在四月;于是有春试﹑秋贡之名。而今已经一月了,虽然权知贡举是苏轼已经是天下皆知的事情,但是诏书没有发布,事情就当不得真。
赵佶想了想说道:“令学士草诏,以礼部尚书苏轼权知贡举,国子祭酒李格非为副,拣选考官,知开封府范纯礼为提举贡举。”
本朝的一个特色就是特奏名进士,所谓特奏名,就是诏礼部阅贡士及十五举尝终场者,得一百六人,赐本科出身。特奏名恩例,盖自此始。说白了就是安慰奖,赵佶决定限制特奏名进士,吩咐道:“特奏名也要经考试后授官,不得冗滥,年老不济者,许领闲职,不任差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