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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7章（第1页）

原来西方文官制度的鼻祖，恰恰就是中国古代的科举制。

历史真是充满了吊诡！

1983年，美国人事总署署长艾伦&iddot;坎贝尔应邀来北京讲学，他所讲的第一句话就是：&ldo;当我被邀来中国讲授文官制度的时候，我感到非常惊讶。因为在我们西方所有的政治学教科书中，当谈到文官制度的时候，都把文官制度的创始者归于中国。&rdo;

很多西方学者认为，科举考试制度是中国在精神文明领域对西方和世界的最大贡献之一，是堪与物质文明领域中的四大发明相媲美的贡献。为此，西方人把科举制视为是&ldo;造纸术、印刷术、火药、指南针&rdo;这四大自然科学发明之外的&ldo;第五大发明&rdo;。

对此，今天的中国人感到既惊讶又困惑：为什么早在上个世纪初就被国人视为传统糟粕并弃之如敝屐的科举制，居然成了西方文官制度的鼻祖，并且备受推崇呢？

而更加让人感到讽刺的是时隔八十年后，它居然又被我们自己如获至宝地&ldo;学习和引进&rdo;了回来！

这一切究竟是怎么发生的？

科举制为什么会有这么强大的生命力？

西方人对它如此青睐、推崇备至的原因到底是什么？

中国科举制度对西方产生的影响可以追溯到十六世纪后半叶。

最早向西方介绍中国科举制的是葡萄牙的两位传教士：克鲁兹和胡安。前者著有《中国游记》一书，对中国通过科举考试选拔官员的作法极力称颂，后者则在《伟大的中国》一书中详细介绍了科举考试的方法和内容。他认为，中国是世界各国中治理

十二科举制与社会公正（5）

得最好的一个，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具有&ldo;竞争性&rdo;的科举制度，通过竞争开放一切官职，从而利用了所有中国人的聪明才智。

这两本书在欧洲出版后，迅速流传开来，引起了欧洲人对中国政治制度极大的关注和兴趣。据统计，1570-1870年之间，用英文出版的有关中国官吏制度和政治制度的书籍就多达70余种。

18世纪以前的欧洲各国，其文职官员的选用办法，要么是君主赐官制，要么是贵族世袭制，要么是政党分肥制。而无论这其中的哪一种，都会不可避免地导致任人唯亲，进而引发吏治腐败，同时极大地压抑人才的发展，其合理性和公正性显然要远远落后于&ldo;公开取士、择优录用&rdo;的中国科举制。

所以，欧洲人一旦了解中国的科举制后，无不交口称赞、欣羡不已。他们普遍认为：这是一种&ldo;无与伦比的优秀制度&rdo;。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说，中国只有通过严格考试的人才能出任官职，而且政治清明，经济繁荣。另一个欧洲学者声称：&ldo;中国通过卓越的考试制度录用文官武将，这是他们制度惟一不同于古今任何一个伟大的君主国家的地方。&rdo;

在中国科举制的影响下，西方国家在19世纪前后纷纷废除了那些腐朽落后的制度，开始确立从竞争性考试中选拔文官的制度。1791年，法国首先试行文官考试，到1875年文官系统基本形成。1829年，英国为东印度公司选用文职人员实行了公开考试；1855年，英国政府成立了第一个文官委员会，开始推行文官考试，并于1870年正式颁布法令，使其规范化和制度化。由于英国当时国力强盛，所实行的文官考试制度又较为系统并且卓有成效，因而成为其它欧美国家效法的榜样。1883年，美国也建立了文官考试制度，并于1893年进一步完备。

《大英百科全书》在谈到英国文官制与中国科举制的渊源关系时说：&ldo;在历史上，最早的考试制度出现在中国，它用考试来选拔行政官员，并对已经进入仕途的官员实行定期考核。&rdo;孙中山先生也在其所著的《五权宪法》中说：&ldo;现在各国的考试制度，差不多都是学英国的。穷流溯源，英国的考试制度，原来还是从我们中国学过去的。&rdo;

正是因为认识到中国科举考试制度的优越性，孙中山才会在西方&ldo;三权分立&rdo;的理论基础上，把考试权与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监察权并列，创立了&ldo;五权分立&rdo;的政治学说。

隋唐的科举制之所以能对后世和西方产生如此巨大而深远的影响，究其原因，就在于它充分体现了&ldo;政权开放、机会均等、公平竞争&rdo;的原则。一言以蔽之，就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最大限度地实现社会公正。

无论何时，&ldo;社会公正&rdo;始终是人类孜孜以求的永恒理想。甚至可以说，它是一种超越时空、超越国界、超越种族和文化差异的普世价值。

因此，创始于隋朝、确立于贞观的科举制度才能在中国历史上传承不绝，并且在东西方的文明碰撞和文化交流中绽放出历久弥新的光芒。也惟其如此，它才会在湮灭和消逝了将近一个世纪后，仍复以一种崭新的面目重新回到诞生它的国度，并以其固有的精神和价值融入现代社会的制度框架之中，获得一种&ldo;凤凰涅槃&rdo;似的重生。

第19章&iddot;贞观的法治精神

纵囚事件&rdo;在当时迅速传为美谈，而且成为有唐一代的政治佳话，著名诗人白居易的《新乐府》诗中就有&ldo;死囚四百来归狱&rdo;之句赞叹此事。

然而，也有许多后人对此颇有微词，他们认为这是李世民为了树立自己的明君形象而表演的一场政治秀。北宋的欧阳修就专门写了一篇《纵囚论》进行抨击，说李世民此举纯粹是沽名钓誉、哗众取宠。他说，这种标新立异的事情只能&ldo;偶一为之&rdo;，如果一而再再而三，那么&ldo;杀人者皆不死，是可为天下之常法乎？&rdo;所以欧阳修认为，真正的&ldo;圣人之法&rdo;，&ldo;必本于人情，不立异以为高，不逆情以干誉&rdo;。也就是说，真正好的法律必须是合乎人之常情的，没必要以标新立异为高明，也没必要用违背常理的手段来沽名钓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