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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8章(第1页)

[1]《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页。

[2]印光任、张汝霖合撰:《澳门记略》上卷《官守篇》第42页。

[3]数字参见邓之诚著:《中华二千年史》卷五,上册《明初海上交通诸国简表》,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85~91页。

[4]《粤海关志》卷二十五,《行商》,《续修四库全书》(八&iddot;史部&iddot;政书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50页。

[5]此说以近人梁嘉彬为代表,见梁著《十三洋行考》:《序篇》。

[6]此说以今人彭泽益为代表,见彭著《清代广东洋行制度的起源》,《历史研究》1957年第1期。

[7]见嘉庆五年粤海关监督佶山奏折,《粤海关志》卷二十五,《行商》《续修四库全书》(八&iddot;史部&iddot;政书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55页。

[8]见闽浙总督杨应琚奏折,《清实录》乾隆朝,卷五四九,中华书局影印本第一五册,第1010页。

[9]见嘉庆五年粤海关监督佶山奏折,《粤海关志》卷二十五,《行商》,载《续修四库全书》(八&iddot;史部&iddot;政书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55页。

[10]【美】w&iddot;c&iddot;亨德著、冯树铁译《广州番鬼录》,第26页,《广州史志丛书》,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11]同上书,第27页。

[12]【美】w&iddot;c&iddot;亨德著、林树惠译《旧中国杂记》。《鸦片战争》(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1册,第246页。

[13]总商,是组成公行的行商首领,由粤海关监督从行商中指派,报部存案。无论总商或公行商人,都可捐纳官职。这样,他们在和洋人的交往中,更加重了&ldo;官&rdo;的意义。

[14]道光九年海关监督廷隆奏折:《粤海关志》卷二十五,《行商》,载《续修四库全书》(八&iddot;史部&iddot;政书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59页。

[15]道光九年海关监督廷隆奏折:《粤海关志》卷二十五,《行商》,载《续修四库全书》(八&iddot;史部&iddot;政书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59页。

[16]道光九年海关监督廷隆奏折:《粤海关志》卷二十五,《行商》,载《续修四库全书》(八&iddot;史部&iddot;政书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59页。

[17]道光十七年两广总督邓廷桢、粤海关监督文祥会奏,《粤海关志》卷二十五,《行商》,《续修四库全书》(八&iddot;史部&iddot;政书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60页。

[18]嘉庆五年粤海关监督佶山奏折,《粤海关志》卷二十五,《行商》,载《续修四库全书》(八&iddot;史部&iddot;政书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55页。

[19]《史料旬刊》,第9期,第307页。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影印,2008年版,第649页。

[20]萧令裕《英吉利记》,转引自《鸦片战争》(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1册,第23页。

[21]《史料旬刊》,第9期,第307页。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影印,2008年,第650页。

[22]李侍尧:《防范外夷规条》,《史料旬刊》第9期,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影印,2008年,第651、652页。以下引文均出自此处,不再另注。

[23]公行商人向洋商借资营利的事,早在18世纪70年代就已发生。到19世纪30年代,行商每年向外商的借款通常超过300万元。借款的利息一般在月息1.5%左右。参见【美】张馨保:《林钦差与鸦片战争》,福建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5页。

[24]以上《防范夷人章程》八条内容,已综合部议条文。章程原奏及部议原文,参见《粤海关志》卷二十九,《夷商》,载《续修四库全书》(八&iddot;史部&iddot;政书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218~222页。

[25]八条具体内容,参见《粤海关志》卷二十九,《夷商》,《续修四库全书》,(八&iddot;史部&iddot;政书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223~226页,但《粤海关志》误将彭年作中祥。

第三章西方的敲门行径

东印度公司澳门商馆旧照

3-1英国:敲门的急先锋

中国对西方紧紧地关上了大门。以英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则千方百计地想打开这扇大门,把双脚踏进这片垂涎已久的神秘土地。

一个关门,一个敲门,冲突就不可避免。

就中国一方来说,关门既是对外来势力的排斥和蔑视,又是保持天朝与世隔绝的手段,不让&ldo;外夷&rdo;踏进国门一步,就是维护住了天朝体制;就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说,敲开中国的大门,把中国变为第二个印度,这是扩张殖民地,获取国际市场的需要,为达到这一目的,可以不惜采取一切手段。

英国是西方敲门行动的带头羊,而英属东印度公司则是它的急先锋。

早在乾隆二十五年,即清王朝闭关的第三年,也是广州组成公行的当年,东印度公司就充当了反对公行垄断对外贸易的敲门者角色。这一年六月,英国、荷兰等国的商船驶抵广东,当它们了解到中国政府这一新措施之后,属于东印度公司的英国货主即伙同别国商人发表申明:&ldo;必须照旧任由各行店交易,方肯起货&rdo;。[1]拖至八月,在粤海关监督半是劝导、半是利诱之下,方肯开进省河卸货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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