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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2章（第1页）

在失业的情况下，台大哲学系曾经排了三小时兼任课给他，却被反对掉了。辅仁也曾经想找他，也没成功。这样走投无路的情形，我想一方面是因为他对中国文化的坚贞，为教会学校所不能容，另一方面是他的自由主义精神，曾与《自由中国》、雷震、殷海光等，在民主自由思想上同声同气，为当道及其爪牙所顾忌，才会找一教席而不可得。正好在那时候，唐君毅先生赴台，邀他到新亚，他在晚年，乃在香港找到安身立命之所了。

他初来港时只租一小房子，放一床及两沙发，我去看他，坐在沙发上膝盖就顶着床沿，他一样豪情万千的谈话，及后在美孚新村买了房子，太太也来了，显然有安顿下来的决心。他刚搬去不久，发现太多从楼上丢到街道的垃圾，连女用卫生巾都有，便要我把《明报》上的专栏位置借给他一天，他写了篇短文痛斥。过了两天，他高兴的告诉我，垃圾没有了。从这可见出他对新居公共环境之关切，也可表现他安居于港的心情吧？

我想他在香港是快乐的，来到新亚，这里的老师和学生，都是志同道合之士，这是文化理想的安顿，能够自由地发表文章，评论时政，著书立说，这是思想、心灵和生命的安顿。所以有人劝他回台湾，按他的学生司马文武记述，他感叹地说：“每次回台，申请签证常遇到困难，要麻烦老朋友帮忙，而且如果住在台湾，能够爱看什么书刊就看什么吗？爱怎样写就怎样写吗？有没有地方可以发表？”但在香港却毫无窒碍。

可见他对香港的自由，是非常珍惜的。这种自由，在看书写作之外，还有，在香港教书，他不会受到上述因信仰方面、政治方面而来的那种困扰。此外在那时候的台湾，与雷震那样的交往，会有麻烦，但在香港，与罗孚那样的人交往，亦怡然自在。于是，一个以发扬中国文化为己任的儒者，一个秉持自由主义精神的学人，在香港的自由气氛之下，乃有如鱼得水之乐，从早年办杂志，写文章，至晚年教学著书，抒发和实践其职志。这种自由，在台湾是到八十年代后期才有的，徐先生已不及见了。我之特别标示这一点，是要说明徐先生与香港有这样密切的关系，乃在于香港有充分的自由。这是香港最珍贵的特质，希望永远不会失去。

一九九七年十一月九日

马国亮

梁厚甫首创怪论

读他文章的人，知道他叫梁厚甫。老朋友则管他叫梁宽。前者是笔名，也是别号吧。后者才是他的原名。

又是宽，又是厚，颇有点宿儒的味道。加上衣履修整，举止稳重，初识他的人，看他有点道貌岸然，以为他不苟言笑，不禁肃然起敬。

起敬是可以的。以为他是岸然道貌的宿儒，就大错特错了。梁厚甫其实是个十分风趣的人。其所以给人错觉，因为他不是嬉皮笑脸的风趣，而是不形于色的风趣。你问，梁先生贵庚？他会反过来先向你请教。你说今年虚度七十了。他就回你说他是七十一。你说八十，他就说八十一。总要比你大一岁。我曾经用尽旁敲侧击的方法，才知道他是一九○八年生的。照中国的习惯，今年应是九秩大庆了。

表过他的年岁，再说他的生平。他在广州的岭南大学附中读书，随后就在苏州东吴大学念法政。毕业后没有做官也没做律师，却投考了上海海关当关员。虽是个金饭碗，他却对每天在旅客的行李和商人的货物里找岔子没有兴趣。他羡慕无冕帝王。于是摇身一变成为记者，从此义无反顾，终其一生在报业中打转。不过他在海关不是没有收获的，而且收获很大。他在海关认识了一个同事——一位年轻姑娘。这位姑娘后来就成为他的贤内助。

梁厚甫凭他的才智，他的一枝生花妙笔，先后在《大公报》当编辑，在《工商日报》、《新生晚报》当总编辑。与他总要比你长一岁的怪念头有关，喜欢称老。五十年前，曾以“冯宏道”的笔名，冒称七十老人，写有关老年人的文章。但他最为自豪的是，他第一个首创了“怪论”。成为香港的热门话题。其后由高雄以“三苏”的笔名续写。七八十年代，哈公每日在《明报》写“怪论”，人以为是创举，其实不然。他和高雄是《新生晚报》的双璧，二人还联同写了《经纪拉日记》，以一个经纪日记的方式，描绘了香港社会的百态。

与其说梁厚甫怪论，毋宁说是妙论。例为贾岛的“僧推月下门”，还是“僧敲月下门”的故事，他却说北方的僧寺，是设门而不设键的，设键的只有尼庵。贾岛诗里的门，如果是僧门，便无需敲；要敲，自然是僧尼私会。所以韩愈建议用“敲”字时，实在是开玩笑。

这是妙论也可以说是怪论。我没去考证是否僧寺与尼庵有无设键之分。他就是有与别不同的见解。

他的记者生涯最后的一个职务，是当上新加坡的《南洋商报》的驻美特派记者。这是一个偶然的机缘使他长留美国。当年他给新加坡的《南洋商报》寄去了几篇评述美国政局的通讯。《南洋商报》立即要聘用他当该报的驻美特派记者，但当美国的正式记者，必须加入诸如记者协会之类的会员，才有资格进入美国衙门如国会等部门采访。而成为协会的会员，又必须有年薪二、三万元以上的记者才能参加。三四十年前，年薪二、三万元是相当高的。《南洋商报》也很大方，毫不猜疑地答应这些条件，这样，梁厚甫从此担任这职务二十多年，直至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