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归正传。对于温江明的建议,陈任也着实想了几天,其实,跨传媒一定较单一传媒好玩,可惜时间上有时会难迁就;而且,全职在“商台”工作就表示自己与乐队不能上电视,对当年少不更事,又好出风头的陈任来说,也是一种损失也。
不过,自己又已深深爱上了广播工作,自我内心交战了几天,终于决定答应温先生的要求;然而有一个条件,就是可以继续(间中)上电视,温先生后来与大老板何佐芝商讨,何先生居然答应了陈任的要求。
够讽刺的是,全职加入“商台”以后,工作忙得不可开交,乐队也因而减少了不少活动(陈任没时间练习也),更遑论上电视;结果数年后陈任以“独行歌手”姿态上电视宣传自己的个人大碟后,即遭警告,原来当时何先生已经密锣紧鼓,筹备他的“佳艺电视”矣,初步构思是,“商台”的良将都要留给“佳视”。
且说陈任在“商台”当全职,职位也是节目监制,居然与自己以前主持的节目的监制平起平坐,也难怪刘拱璧后来有点不开心,与陈任关系逐渐疏远,陈任完全可以理解,无奈形势注定如此,任何人都爱莫能助;如今想来,实在有点可惜。
此时《年青人时间》开始发生变化。李安逑离职,跳槽“香港电台”;何俭航介绍了一位新人进“商台”,正是当今“商台”红人俞琤;另一方面,刘拱璧也找来了一位男主持戎子江,欲捧他出来制衡陈任;陈凯诗经朋友介绍,亦带了一位男主持加入“商台”任客卿主持,此君正是当年任职岑昆南主编的《香港青年周报》的乐仕。
这五个人(包括陈任自己),正是《年青人时间》早期的台柱。陈任与陈凯诗是一对,俞琤与戎子江又是一对,其实都是不同监制激烈竞争下的安排。随着李安逑的离开,陈任接了她手中的几个节目,可是自己并无意卷进这场争执,因为当年对台前演出的兴趣远远大于幕后者也。
乐仕本来在“商台”任兼职主持,后来不知如何,与岑昆南闹翻,于是离开《香港青年时报》。离职那天,他致电陈任,为自己今后的生计无着落而彷徨,陈任一向乐于助人,于是向“商业二台”总监周聪建议,请乐仕在“商台”当全职主持,逢周一至周五,早上九时至十时替他开一个新节目《今日之歌》,周聪首肯,于是乐仕也就开始在“商台”任全职矣。他后来在广播圈声名鹊起,其实自《今日之歌》始,《今日之歌》替他建立了广大的听众基础啊。
陈任在“商台”的“全盛时期”,一个星期做定七天节目,还要监制一些不是自己主持的节目(譬如上述乐仕的《今日之歌》)。周一至周五,除了在下午四时至六时的《年青人时间》主持一些“斩件式”的节目外,还有下午三时半至四时的《每日一星》点唱节目;周末中午十二时则与陈凯诗一起主持《第一号直播室》,周日则主持早上七时至九时的《星期日公园》。
这些节目,如今新一辈大概没有几多个人会听过,即使同辈,相信记得这些节目的人也不会多。提起这些节目,倒让陈任想起从前主持《星期日公园》的一件糗事来。
那时候陈任青春少艾(少不更事?),周末晚上喜欢与诸友一起叙叙,晚饭“直落”泡泡酒吧,谈兴正浓,也就忘了翌晨要早起,所以主持《星期日公园》对当年的陈任来说,实在是一件苦差。
且说某周末陈任又再与诸友兴高采烈地喝至酩酊大醉,一觉醒来,吓?已经是七时十五分矣,弊家伙,立刻匆匆洗脸,驱车赶返电台,车中收音机传来的竟然是新马师曾的《客途秋恨》,当下心忖:没有主持,当然只好尽量播一些“长”歌矣……
及抵电台,电台头头周聪在直播室内手忙脚乱地打点一切。由于当时陈任已经“一脚踢”负责开咪、说话、放唱片、放广告、放宣传声带等等的工作,所以“商业二台”这个时段是没有控制员(operator)者,陈任缺席,一切便“倒泻箩蟹”矣。
由于陈任缺席,当日“商业一台”的控制员便只得“声音两边立”,替“商一”主持开咪后,立刻赶往“商二”放碟,然后赶返“商一”放广告,又再到“商二”放广告……,诸如此类,其忙乱情况可想而知。
陈任自知犯了严重错误,忙不迭向周聪道歉,周聪铁青着脸,陈任心忖:呢次死梗,炒(鱿鱼)硬……,随于八时开始回复正常,继续主持剩下来的一个钟头节目。不知道是吉人天相,还是“商台”诸头头当年对陈任“宠爱有加”,数天后,陈任接老板何佐芝亲笔书一信,当时以为是“大信封”,拆开一看,只见书笺内书寥寥数语,曰:陈任,以后不得再犯。然后是何老板的签名。
提到这件糗事,又叫陈任忆想起当年争取做“一脚踢”dj的经过。dj陈任曾直译作“唱片骑师”,与节目主持不同,节目主持只负责谈话,或者介绍歌曲,其他一切由控制员(搅掂);dj则不同,如前所言,是什么都由自己一手包办,这种分别,许多业者至今仍不明白。
言归正传,且说当年“商台”英文台全部用dj主持节目,中文台(“一台”与“二台”)不知是谁定下的规矩,主持人不可当dj自己放唱片,必须由控制员负责。
陈任当时看在眼里,心忖:为什么“鬼佬”可以,吾辈则不能?于是不断据理力争,后来俞琤也加入“战圈”,与陈任“并肩作战”,不断争取;结果争取经年,始获“二台”头头首肯,时维一九七○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