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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章(第2页)

大肚猫一听,赶快说,“我去查看一下。”

突然一个鬼祟的身影在大门外闪了一下,就不见了。

我整个神经束都竖起来,陡然站起,跑到大门前,看清楚:那是老邻居王眼镜。她比记忆中更胖,背倒伸得直直,下着石阶,步伐不太灵便,算起来她也该有七十岁了。

她来干什么?

王眼镜住在同街的八号院子,灾荒年在一个厂子修建队管秤,将母亲抬的河沙故意倒掉,还压扁箩筐,欺负母亲,没收母亲的临时工证。王眼镜后来调到地段居委会当主任,不时把母亲当成一个道德败坏的分子处理,给母亲小鞋子穿,拿捏母亲,因此年年得先进。我们一家子见着她都怕怕的,尽可能绕道或躲远,生怕她找碴儿。若她找到碴儿,母亲就得到居委会和派出所背书、写检查,遭到好些人训斥。母亲最怕派出所那个年轻户籍,他惩罚母亲与众不同,他在母亲的档案里添文章,说是要和母亲做临时工的单位领导一起来做母亲的思想工作,母亲为此掉了好几次工作。王眼镜常常出现在我小时的噩梦里,甚至我长大成人,照旧做她惩罚我站在雨中被淋得一身湿透牙齿打战的梦。哪怕我出国,回家探望母亲,经过八号院子,王眼镜瞧见我,也一样开骂:“烂私娃子!你这破鞋养的家什,成了作家,得啥子哈巴意!”骂一声往地上吐一下口水。

有一次国外一家电视台拍我回家探亲的电视片,整条小街都得扫入镜头。王眼镜坐在八号院子天井矮木凳上吃饭,她松掉铁链,唆使她的大黄狗来咬我们,阻止拍片。导演看不惯,出来打抱不平,被她一碗稀饭扣在头上,义正词严道:“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不是西风压倒东风,而是东风压倒西风,你再来几个洋威风,我王母娘娘照样不信玄!”

电视片里留下了王眼镜的一个形象:她灰白头发,戴一个棕色镜框的近视眼镜,手举着筷子,嘴角挂着笑说:“拍吧,龟儿子,我就还不信这包药,烂货生的小烂货,出息了,在我这革命群众眼里还是一样!”

不错,就是一样。

当天我在电视拍摄时说,任何时候拿起笔来写作,我都是长江南岸那个贫民窟的小女孩。

多少人会理解这话呢?谁能真正听懂呢?

母亲能明白。她几乎年年都去庙里,点上七星灯,虔诚地对着蒲团跪下来,口里念叨:“菩萨保佑六妹,给她百合曼陀罗,给她利剑长江水,给她巫山云和雾,给她我的心、我的命,保佑她逢凶化吉,杆子到头路百条,事事通顺。”

院门口两侧全是花圈,越堆越多,放不下了,靠墙叠放。花圈上的姓名,多半陌生,再看一眼,又似乎相识。母亲生前没什么朋友,死了,一下子钻出这么多朋友,令我吃惊。我打量着花圈上的落款,我们六个儿女都给母亲送了花圈;大部分亲友们也送了,一人一个花圈或两人一个花圈;好些陌生的人,似乎是母亲船厂做临时工的工友;邻居们都送了,一个大花圈,密密麻麻用小楷毛笔写了一长串名字,奇怪王眼镜也在内。

于是我问一旁的邻居马妈妈,她瞧着我满脸疑惑,说,“一条街一人两元钱,啥人想麻过不给,没门,我非收不可。”

世上有这样送花圈的?恐怕也只能发生在野猫溪副巷上。

1976年“四人帮”倒台后,每隔几年,政策一变,每个人关心自己的出路,街上也出现了开火锅店起家的万元户,有了钱,赶快离开这贫民窟,搬到对岸市中区;也有靠卖自己的血为生的老血号,收紧裤带过日子;也有跑到外地做小本生意的人,从此再也不肯和这儿有一点儿联系;也有不少姑娘家往深圳海南跑,混得好的,回来时周身上下穿金戴玉,给父母买一台黑白电视,混得不好的,就消失掉了。打个比方,马妈妈,以前住同院,有一只眼睛生来瞎,丈夫在船上工作,自己做塑料厂搬运工,后来儿子挣了点钱,买了中学街街尾的一幢两层楼的小房子。那儿是一个十字路口,什么人经过,都得过她的门,她就此开了一家杂货铺,安了收费电话,生意兴隆。

不管日子照常不照常,都说邓小平好,让人盯着钱转悠,不搞阶级斗争,人少和人斗,耳根清净,眼根更清净。王眼镜这个一向拿捏着居民言行的先进街道主任,威风陡减。

那时六号院子还耸立在脚下这块地上,邻居石妈的丈夫得脑溢血死了,王眼镜搬来与她同住。石妈的房子就一间,在大厨房里左边端头,窗子朝西,长江中的乌龟石和弹子石渡轮依稀可见。王眼镜的丈夫和三个儿子先后得羊癫疯,一个接一个握着拳头、扭过头去走路,眼睛格外恐怖,喉咙堵住,憋气而死。小儿子幸运,长到十五岁也没有遗传父亲的病,他躲瘟神似的逃走了,再也没有回家过。王眼镜与石妈住在一起,惺惺相惜,天天邀人来赌长条牌,咒骂男人。两人手气好,赚小钱可维持平日开支。输了,她们会喝几两五加皮酒,靠江的那个小房间里会传出一段川剧。

王眼镜学妙龄尼姑:“他把眼儿瞧着咱,咱把眼儿觑着他。他与咱,咱与他,两下里多牵挂。”

石妈声音提高:“冤家!怎能够成就了姻缘?就死在阎王殿前,由他把那碓来舂,锯来拉,把磨来挨,放在油锅里去炸。”

两人合:“哎呀,由他。哎呀,由他。”

可是没有多久,两人翻脸,石妈让王眼镜滚。王眼镜抱着自己的铺盖卷昂着头走了。屋里传出石妈的哭声:“我的命是落汤鸡,是半根稻草。”她哭诉到伤心处,说儿子要带着儿媳回来住,她应该高兴,可就是高兴不起来,这么鸡巴小的一间房,冬天寒心寒骨,夏天当头晒成死老虎,日子看不到头。

母亲听着,眼泪唰唰往下淌,手里正在往灶上添煤球,一个掉在地上摔个碎,又一个掉在地上摔个碎。

“妈妈,给你。”我递上一根手绢。

母亲接了过来,“看妈妈没出息,哭啥子呢?妈妈不哭。”可她眼泪掉得更厉害了。

母亲不喜欢那个臭婆娘,却要为她哭,为什么?十八岁的我成天跟母亲赌气,一心想考上大学,离家远远,哪会愿意去弄懂母亲的心。

3

我一个人上到五层楼。

推开家门,我大口喘气。客厅里乱乱地堆了客人们的衣物,也没人。我推开右边第一个房间,走了进去。

这是母亲的卧室:右边是三门双开衣柜,左边是老式五屉柜,柜上有一台十八寸电视,搭着蓝布罩子。平柜边上是父亲做的两根凳子,上面放了三口旧木箱,遮着红麻布。双人床正对着门,档头黑桃心形,在白墙衬托下发亮。床边有把旧藤椅,堆满了被子床单。以前母亲总坐在这儿等我,目不转睛地盯着门口,回回看见我进来,都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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