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正是儒学的意义所在。至少,有这么一些观念作为全民共识,统一的帝国就有了统一的思想,也就不但能够实现书同文,还能实现行同伦。因此,汉历史虽被王莽拦腰砍断,汉文明却不但没有断裂,反倒走向了世界。
儒家伦理不是信仰,胜似信仰。
然而儒学又毕竟不是信仰。信仰可以不讲道理,因为信仰是对超自然、超世俗之存在坚定不移的相信(请参看本中华史总序《文明的意志与中华的位置》),因此要么坚信不疑,要么不予理睬,没什么可讨论的。
相反,儒学则是纯世俗的。儒家虽然也讲天命,但孔孟的天意其实是民意,董仲舒的天则不但不超自然,还与人合一。所以儒学不是宗教。它能够成为维护王朝统治的工具,不是靠信仰,而是靠权威。一旦王纲解纽,儒学就会权威顿失,汉民族的精神支柱也会轰然倒塌。
魏晋便正是如此。皇帝也好,礼教也罢,谁都不是老大,谁都没有权威。简文帝司马昱去世后,十一岁的孝武帝继位,到日暮时分仍不举丧。身边人说:皇上,依礼该哭了。孝武帝却说:想哭就哭,哪能规定时间?
礼崩乐坏啊!
崩坏未必不是好事,正如儒学的独尊自有原因。事实上,正因为独尊的儒学失去了权威,我们民族才迎来了又一次思想大解放、文化大繁荣,而且是先有思想大解放(魏晋),后有文化大繁荣(隋唐)。
独尊的思想和思想的独尊,岂非可以不要?
当然。如果是小国寡民的城邦时代,就不会有;如果是法治健全的现代国家,就不需要。由农业民族建立的统一大帝国,却不能没有政治和思想的权威。一旦失去,就会人心涣散,国家分裂,变成一盘散沙。
三国和两晋,十六国和南北朝,便是证明。
然而有此一劫,却该额手称庆。因为事实证明,此前帝国的文治和武功都已走到尽头,再无生命活力。否则区区一董卓,又岂能让好端端的大汉王朝土崩瓦解?
不难想象,如果没有后来发生的一切,我们的文明便大约只能慢慢老去,一点一点地枯萎、衰败、腐朽,最后烂死,或者被外来的蛮族彻底摧毁,就像罗马。
这是文明的生命规律,除非你能关机重启。
魏晋南北朝,就是这样一次机会。
但,谁又能刷新页面呢?
走向南北朝 重建核心价值和实现文化复兴的使命,照理说应该由士族来承担。因为他们是知识精英,也是两汉以后时代的主人。新文化不由他们建设,又该是谁,能是谁?
可惜,士族不堪此任。
产生于东汉延续到初唐的士族,是中华帝国独有的历史现象,其他民族和文明没有。欧洲的骑士也好,日本的武士也罢,都只是独立阶层,不是统治阶级。成为统治阶级的只有中华的士族,时间则主要在魏晋。
可惜这个阶级很不称职,因为他们统治的方式就是不统治,既不主张也不作为。有的人甚至上任多时,都不知道自己担任何官何职,或者故意装作不知道。
比如王徽之。
王徽之的职务是参军(相当于参谋),起先在大司马桓温帐下,后来任桓温之弟车骑将军桓冲的骑兵参军。但无论在哪里,都蓬头垢面,衣冠不整,无所作为。
有一次,桓冲来视察工作。
桓冲问:你在哪个官署任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