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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9章(第1页)

欲扬宗邦之真大,首在审己,亦必知人,比较既周,爰生自觉。〔1〕

这就是说,只有在正确地&ldo;知人&rdo;,也即与异质文化的&ldo;比较&rdo;中,才能客观地&ldo;审己&rdo;,科学地把握与发扬自己之&ldo;真大&rdo;(真正价值),正视与克服自己之不足,从而产生一种对本土的传统文化与外来的西方文化的文化&ldo;自觉&rdo;。所谓&ldo;自觉&rdo;,就是克服盲目性。在鲁迅看来,当务之急就是要打破&ldo;中华中心主义&rdo;,它赋予中国传统文化以一种&ldo;至高,至上,至善,至美&rdo;的神圣灵光,从而由盲目的民族自大,导致&ldo;抱守残缺&rdo;而不思变革,鲁迅认为这才是真正民族文化危机之所在。这正是表现了鲁迅对中国的国情、国民性、民族文化痼疾的深刻认识与清醒正视:中国这个民族一&ldo;大&rdo;二&ldo;人多&rdo;三&ldo;历史悠久&rdo;,这本是好事,却成了民族的包袱,只要有机会,就会陷入&ldo;中华中心主义&rdo;,鲁迅终生都对此保持高度的警惕,随时都在提醒国人,要防止有人在&ldo;爱国&rdo;的旗号下,贩卖&ldo;中华中心主义&rdo;的私货,他们实际上是&ldo;爱亡国者&rdo;〔2〕;对那些&ldo;希望中国永是一个大古董以供他们鉴赏&rdo;的所谓外国&ldo;友人&rdo;别有用心的&ldo;赞扬&rdo;,更要保持清醒〔3〕。也正是从这一基本警惕与批判立场出发,鲁迅始终坚持一点:要&ldo;放开度量,大胆地,无畏地&rdo;将异质的外来新文化,&ldo;尽量地吸收&rdo;,〔4〕在&ldo;比较&rdo;中不断破除将传统文化神圣化与凝固化的&ldo;瞒&rdo;和&ldo;骗&rdo;的迷梦,并注入新的活力,创造民族文化发展的新机。但鲁迅却要为他这一独特与深谋远虑的文化选择,受到国人的无情惩罚:无论是生前还是身后(以至今天)都有人或明或暗地将鲁迅视为&ldo;民族文化的罪人&rdo;以至&ldo;汉奸&rdo;。而鲁迅却从不知悔,他的立场始终坚定:&ldo;我相信自己的主张,决不是&lso;受了帝国主义者的指使&rso;,要诱中国人做奴才;而满口爱国,满身国粹,也于实际上的做奴才并无妨碍。&rdo;〔5〕

鲁迅在向西方学习的问题上,同样强调自觉性,而反对盲目性。因此,在《文化偏至论》里,鲁迅在批判了&ldo;中华中心主义&rdo;以后,接着又把批判的锋芒指向另一种倾向:&ldo;考索未用,思虑粗疏,茫未识其所以然,辄皈依于众志&rdo;,&ldo;近不知中国之情,远复不察欧美之实,以所拾尘芥,罗列人前&rdo;,&ldo;喋喋誉白人肉攫(掠夺攫取)之心,以为极世界之文明者&rdo;。这里,鲁迅实际上是提出了四条明确的线:一、学习必须是独立的主体经过自己的&ldo;考索&rdo;、&ldo;思虑&rdo;所做出的发自内心的选择,而不能盲从于&ldo;众志&rdo;;二、学习不是盲目崇拜,绝不能以西方文明为世界文明的顶峰,将其神圣化与终极化;三、学习必须建立在对西方文化的实情与实质(根柢)的认真考察、真正了解的基础上;四、学习必须以认识中国的国情为前提,以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为出发点与归宿。这样,鲁迅就与那些&ldo;借新文明之名,以大遂其私欲&rdo;,&ldo;假力图富强之名,博志士之誉&rdo;的&ldo;辁才小慧之徒&rdo;划清了界限,而这些人在世纪初的日本留学生界是占据了主流地位的。鲁迅这样尖锐地提出问题:&ldo;第不知彼所谓文明者,将已立准则,慎施去取,指善美而可行诸中国之文明乎,抑成事旧章,咸捐弃不顾独指西方文化而为言乎?&rdo;

在分别考察了鲁迅对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分析和态度以后,我们可以回过头来讨论《文化偏至论》这个题目:这实际上是显示了鲁迅的一种文化观的。在他看来,包括东、西方文化在内的一切文化的现实形态,都是&ldo;偏至&rdo;的,也即是不完美,不完善,有缺陷的。正视人类文化的现实形态的这种偏至性,就可以使人们不会陷入将任何一种文化神圣化、绝对化的神话,进而承认无论是东方文化还是西方文化,都是有缺陷的,同时又是各有不可替代的独特价值的,它们在相互&ldo;比较&rdo;中既互相吸取、补充,又互相竞争;既互相融合,又保持各自的独立性。‐‐鲁迅的这一&ldo;偏至&rdo;观,以及由此建立的多元发展的文化理想,正是他与流行的东、西方文化观的一个根本分歧。

鲁迅与当时的主流派知识分子更深层次的分歧,还在于对西方文明的不同理解与选择,以及由此而决定的&ldo;中国要建设什么样的近世文明(也即我们今天所说的选择什么样的&lso;现代化道路&rso;)&rdo;的不同追求与设想。鲁迅指出,在当时中国思想文化界占主导地位的思潮,一是&ldo;谓钩爪锯牙,为国家首事&rdo;,即主张&ldo;金铁主义&rdo;的&ldo;富国强兵&rdo;之路;另一是鼓吹&ldo;制造商沽立宪国会之说&rdo;的君主立宪的道路。而在鲁迅看来,这两种对中国近世文明道路的设计,实际上是要简单地移植西方&ldo;十九世纪末叶文明&rdo;(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ldo;西方工业文明&rdo;),即所谓&ldo;物质&rdo;与&ldo;众数&rdo;,但却又将其绝对化。而在鲁迅看来,这样一种以&ldo;物质&rdo;与&ldo;众数&rdo;为核心的西方工业文明&ldo;其道偏至&rdo;,是一种片面的有缺陷的文明,&ldo;根史实而见于西方者不得已,横取而施之中国则非也&rdo;。他自己则提出了另一种现代文明构想:&ldo;掊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人既发扬踔厉矣,则邦国亦已兴起。&rdo;‐‐这样两种关于中国现代文明的不同构想,正是《文化偏至论》这篇文章所要讨论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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