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5)《崇祯长编》卷四二。
(86)明末河南巡按御史金光宸著《两河封事》内收有一件题本,其中谈到:崇祯八年,明四川总民邓玘在湖北樊城兵变中被烧死。邓玘和当时的大学士王应熊同里,其子文是王的干儿子。邓玘的兄弟邓琳,为了把家眷和搜括来的财物运回老家,竟由王应熊出面托兵部尚书张风翼题请,借口把邓玘的棺柩运回四川,骗取了乘用驿递从河南淇县到四川的勘合。勘合上规定只准用马十二匹、人夫六十名。王应熊却写了名贴,让邓玘的家丁向沿途州县强行索取驿马二十五匹、人夫一百二十三名,超过定额一倍。不仅如此,邓玘的家人还勒逼驿站穷夫给压马钱、折乾银两。行经禹州时,勒索折乾银二十两。驿站不敢开罪.向州库借来铜钱十二千。家人未餍所欲,大怒,把两名驿卒锁着脖子,打成重伤。内阁大学士和兵部尚书通同作弊,足以说明这种&ldo;整顿&rdo;究竟有多大的实际意义了。
(87)杨士聪:《玉堂荟记》卷下。史惇在《恸余杂记》中也说:&ldo;余尝北上公车,每见赤条寡汉鹄立站头。候人雇替,一切肩舆重扛,不过十余钱,即送大地十里余,谓之招班,得此便苟延一日之命,其穷如此。而秦、晋之间尤甚。故驿递一裁而此辈无以自活。&rdo;
(88)康熙十二年《延安镇志》卷二三一,《建置志?驿递》。
(89)《明经世文编》卷四五四,《郭文毅集》。
(90)康熙十九年《安州志》卷一○,《艺文》。
(91)《潜江旧闻》卷一。毛奇龄《后鉴录》作&ldo;自称顺天安民王&rdo;。
(92)《后鉴录》。《潜江旧闻》卷一作&ldo;佩大将军印&rdo;。
(93)《后鉴录》。
(94)《后鉴录》。
(95)康熙二十二年《大冶县治》卷四,《治忽?灾异》。
(96)《明神宗实录》卷三四五。
(97)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九;《明神宗实录》卷四二八。
(98)康熙十二年《郯城具志》卷九,《灾祥》。
(99)王一中:《靖匪录》,见《括苍丛书》第一集。
(100)道光《阜阳县志》卷二三,《杂志?摭史》。
第二章明末农民战争的爆发
第一节陕西农民首建义旗
在叙述明末农民战争的历史时,人们习惯于以天启七年(一六二七年)发生在澄城县的农民起义作为。这是可以的。但是,我们也应当指出,这只是选择了一个具有典型性的标志,实际上很难说陕西的农民起义是在天启七年才开始的。崇祯初年担任陕西三边总督的杨鹤说过:
&ldo;内地流贼起于万历、天启年间。援辽兵丁陆续逃回,不敢归伍,因而结聚抢掠,以渐蔓延。不幸边地亢旱四载,颗粒无收,京、民二运转输不继,饥军饥民强半从贼,遂难收拾。&rdo;1
杨嗣昌在崇祯十年的一个奏疏里说得更加明确:
&ldo;流贼之祸,起于万历己未(四十七年,一六一九年)。辽东四路进兵,三路大溃,于是杜松、王宣、赵梦麟部下之卒相率西逃。其时河南抚臣张我续、道臣王景邀击之于孟津,斩首二十余级,飞捷上闻。于是不入潼关,而走山西以至延绥,不敢归伍而落草。庙堂之上,初因辽事孔棘,精神全注东方,将谓陕西一偶(隅)不足深虑。不期调援不止,逃溃转多。饥馑荐臻,胁从弥众。星星之火,至今十九年。&rdo;2
杨鹤父子叙述的情况是可靠的,在其他一些史籍里面可以得到印证。如戴笠、吴殳在叙述陕西农民起义的开始时就明确指出:
&ldo;陕西兵于万历己未四路出师,败后西归,河南巡抚张我续截之孟津,斩三十馀级。馀不敢归,为劫于山西、陕西边境。其后调援频仍,逃溃相次,边兵为贼由此而始。天启辛酉(元年),延安、庆阳、平凉旱,岁大饥。东事孔棘,有司惟愿军兴,征督如故。民不能供,道殣相望,或群取富者粟,惧捕诛,始聚为盗。盗起,饥益甚,连年赤地,斗米千钱不能得,人相食,从乱如归。饥民为贼由此而始。&rdo;3
在地方志里,也有早期起义农民流动于各地的零星记载。如《汉阴县志》说,&ldo;(万历)四十三年,流贼劫掠乡村,出没无常,为地方患。&rdo;4《霍州志》载,&ldo;天启三年,流寇突至霍州南关,杀数人。&rdo;5《洋县志》载,&ldo;天启四年七月,流贼突至斜堰河坝,杀死周之弘,邑为骚动。&rdo;6《西乡县志》说,&ldo;(万历)十八年,流贼俞士乾率众犯境。天启七年,流贼王魁禄率众犯平地等处。&rdo;7《国榷》也记载了四川巡抚尹同皋上言:&ldo;陕西流盗由保宁入川,蹂躏广元、神宣之间。天启六年八月,神宣指挥吴三桂御之,斩三级,一系贼魁。十二月,又从眉林沟入犯,守备王虎等御之,斩纪守恩等十二人,追至宁羌界。秦蜀两道,事权宜兼制,乞敕陕西各道府多方缉抽。从之。&rdo;8
这些事实说明,从万历末年起,陕西军民就已经开始了抗暴图存的武装斗争。早期的起义群众虽然人数不很多,活动的范围却相当广,在同陕西相邻的山西,四川都留下了他们的足迹。只是由于当时的声势还不够大,首领人物也不为人们所知。关于这些早期的起义队伍,除了一些点滴的记录以外,无从弄清他们的确切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