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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36章 唐甄（第1页）

一、生平经历

唐甄生于1630年，卒于1704年，原名大陶，字铸万，号圃亭，四川达州（今达县）人。他出身官宦世家，祖父唐自踩居官廉洁，多有惠政，尤重振兴文教；父亲唐阶泰刚毅明达，在朋党附势相倾的环境中能独立不阿。唐甄幼年随父宦游，曾到过吴江、北京、南京等地。顺治二年南京城破后，父子避难浙江绍兴。顺治十四年中举人，后任山西长子县知县，然而上任不到十月，便因与上司不合而被免职。此后，他为伸展胸中抱负，奔走二十余年却终不得遇，中年以后家道日落，困于田薄赋重，遂弃农从商，却又经商失败，转而做牙人，还曾被客商诬告窃金，以致器物鬻尽，穷困潦倒。晚年只能开馆授徒，在贫病交加中坚持着述，直至去世。

二、主要着作

唐甄的主要着作是《潜书》，这部书凝聚了他一生的思想精华。《潜书》原为《衡书》13篇，“衡”表示“志在权衡天下”之意，后因“连蹇不遇”，只得将其潜存起来，遂加以补充，改名为《潜书》。全书共97篇论文，分为上下两篇，上篇论学术，重在阐发“尽性”与“事功”相互统一的心性之学；下篇论政治，旨在讲求实治实功、抑尊富民的治世之术。此外，他还着有《春秋述传》《毛诗传笺合义》和文集日记等，但多已佚失。

三、政治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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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君主专制：唐甄对君主专制制度进行了深刻的批判，他大胆地提出“自秦以来，凡为帝王者皆贼”的命题，认为帝王与盗贼毫无二致，甚至其凶狠残暴更甚于普通盗贼。他们为了一己私利，杀戮天下人民，掠夺天下财富，“屠绝百城，荆棘千里”，一旦夺取天下，便给自己披上神圣的外衣。在当时“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被奉为金科玉律的社会背景下，唐甄的这一观点可谓惊世骇俗，有力地冲击了传统的封建礼教和君主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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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张抑尊富民：唐甄强调“立国之道，惟在富民”，他认为民为国家邦本，为政首在富民。国家的政治方针应当以富民为宗旨，只有民众丰衣足食，国家才能兴旺发达；如果民众贫穷困苦，必将导致国家灭亡。他指出，“国无民，岂有四政！封建，民固之；府库，民充之；朝廷，民尊之；官职，民养之”，因此，立国之富不在国库财富充盈，而在民众生活富裕。他还提出了一系列具体的富民措施，如为政当以富民为功，力除弃民虐民之政，要重用养民的廉能贤才；同时，否定“农本商末”的传统观念，主张发展农业、手工业和商业等多种生产，促进商品流通，提高民众生活水平；此外，他还建议改革货币，促进流通，以消除白银易聚之弊，发挥货币的流通作用，实现民众的生活富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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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调实治实功：唐甄倡导“实事”“实治”“实行”“实功”，反对“空理”“空言”和“虚言”。他认为，国家的治理应当注重实际效果，统治者应当切实采取措施解决民生问题，提高民众的生活水平，而不是仅仅空谈道德和理论。他的这一思想体现了经世致用的精神，对当时及后世的政治思想和实践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四、心性学说

唐甄继承发扬了从孟子到王守仁的尽性事功的心学思想，尖锐批判了程朱理学末流只谈心性、不重事功的空疏陋习。他认为良知、心、性是一个东西，综合为“道”，“道由心致，不由外致”，“天地与道际，心与天地际”，性即是仁义礼智的四德之道，“四德我自所有，非由外铄”，以仁义礼智合于天地万物，即是尽心知性，始乃尽性事功。他强调尽性与事功二者不可割裂，而是彼此统一的，“修非内也，功非外也”，“自内外分，仲尼之道裂矣，民不可以为生矣”，“修身治天下为一带，取修身割治天下，不成治天下，亦不能修身”。他还提出了性才合一的思想，认为性与才二者同出一源而不可分，“尽其本体，其才自见”，才即是性的功能和作用。只有尽心知性，才能充才事功，仁义礼智四德要通过性才的作用，体现为对天地万物的事功。唐甄的这一心性学说，既强调了道德修养的内在基础，又突出了实践事功的重要性，对传统儒学的发展和完善做出了重要贡献。

五、伦理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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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性论：唐甄提出性德、性才、性功相统一的人性理论，认为人性不能仅仅是个人内在的道德本性，而应在社会道德生活中获得现实性，性中固有的道德只有取得一定的实际功效才能成为人性的内在规定。他强调道德离不开一定的功效，“仁义礼智俱为实功”，没有社会效益的道德是虚伪的、无价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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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观念：他反对禁欲主义道德，宣称“人亦孰不欲遂其情”，自然欲求的满足，如好游、好色、好财、好宫室等，只要处之“有节”“有制”，便无亏于德，且是“修德之一助”。同时，他也批判了无节制的纵欲行为，斥“贪财淫色”为“小人之欲”和“乱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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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评价：唐甄重视社会舆论对人的道德品质和道德行为的评价作用，认为“庶人之谤，乡校之议，皆所以考德也”，并肯定社会舆论的评价对人们的行为有着制约和引导的功能，舆论的褒贬使得人们“兢兢焉一言一行，时自谨省，恐人之议其后也”。他还指出，人的知识水平与其道德水平有着密切的联系，特别强调四德中智的重要作用，认为仁义礼等道德原则要转化为主体的道德品质，必须借助于智，只有以知识形态掌握了德，才能凝为道德意识，化为道德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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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等观念：唐甄以“市里山谷之民”自命，站在封建叛逆的立场，对传统的纲常伦理颇有微辞，公开倡言“君臣之伦不达于我”，要求“抑尊”，在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等道德关系中贯彻平等的原则，反映了正在兴起的市民阶层的道德要求，具有早期启蒙的意义。

六、历史影响

唐甄作为明末清初“四大着名启蒙思想家”之一，他的思想对近代社会启蒙思潮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他对君主专制的批判，对民本思想的强调，以及对传统伦理道德观念的反思和重构，都为后来的思想家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源和理论借鉴。其着作《潜书》不仅奠定了他在清初启蒙思潮中的历史地位，而且对当时的儒学思想发展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书中所体现的经世致用精神和社会批判意识，对推动社会变革和思想进步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尽管唐甄的思想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未能得到广泛的传播和实践，但他的思想光芒却穿越时空，为中国近代思想的发展和社会变革奠定了基础，成为中国思想文化宝库中的一颗璀璨明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