裤带也常常忘了系,吊吊地拖垂在衬衣下摆的外面。
妈再不是那个不管什么时候都利利索索的妈了。
可我还是想不到,或不愿意那么想,妈是不行了。我还以为,或我宁肯以为她不过是在懈怠自己。
我说:“妈,您怎么这样走路,好好走。”
或者我内心深处已模模糊糊地感到,妈也到了人生的最后阶段?不管我多么一厢情愿地认为妈能活到九十五。否则为什么一见妈那个样子走路我就心里发紧?心里越是发紧,才越是轻描淡写地对妈说:“妈,好好走。”
她就抵赖、隐瞒、解释着,说她脚痛;或是鞋不合适;或是刚睡起来、刚坐起来,腿脚还没活动开……
也许她心里早就明白,否则为什么老是找出各种理由来蒙混我,也蒙混她自己――那可怕的结局不可避免地快要到来。
那个时候她大概就知道,她其实已经不行了。可是她不肯对我说实话,她怕我受不了这个打击――一直是互相搀扶才能挣扎过来的、只有我们两个人组成的这个列队,即将剩下我一个人了。
所以她的抵赖、隐瞒、解释里,总含着隐隐的歉疚。好像她不但不能再扶我一把,反倒把我一个人丢下,让我独自在这实在没有多少乐趣,甚至苦不堪言的人生里继续跋涉、挣扎,是对我的一种背弃。
两只眼睛,也总是老泪凄凄的。
多少年来我们一直听信眼科医生的话,妈的视力不好,是因为长了白内障的缘故。而白内障一定要在它的翳子蒙上整个眼睛后才能手术。我们不懂,不懂也没问个明白,为什么十几年过去,妈的视力差不多等于零了,翳子还没有蒙上她的眼睛?
有两次胡容来看她,恰好我不在家。她应声开门之后竟看不清是胡容,问道:“你找谁呀?”
胡容说:“姥姥,您怎么连我都认不出来了?”
妈说:“哎呀,听声音才听出来是你。”
到一九九一年更是出现了重影。妈常说,有时能看见两个我;有时半夜醒来,老看见屋子里有人,或有几个小孩在乱跑。“刚开始我还挺害怕,后来就习惯了。”妈说。
现在,不用念医学院我也懂了,一个人的眼睛如果查不出别的毛病,视力却越来越差的话,就应该考虑是否是瘤子压迫视神经的缘故。可是却没有一个念医学院的眼科医生想到这一点。说他们是庸医恐怕不够公正,只能说他们没有想到。如果他们当中有一位能够研究一下,一个视力已经近乎零的白内障患者,他的翳子还蒙不上整个眼睛,是否和脑子里发生占位性的病变、压迫视神经有关?如果那样,妈早在她还可以承担手术的年龄就做手术的话,我现在还有妈。
※ ※ ※
左肩更加歪斜了。
左肩的歪斜,可能是从一九八九年开始的。一九八九年五月十三号我去意大利的时候还没有发现,后来我从意大利转往美国,并在一九九0年二月把她接到美国的时候,突然发现她的左肩歪斜了。不过远没有一九九一年夏天歪斜得这么厉害。我说:“妈,您的肩膀怎么歪了?”
她辩解说:“这是因为右手老拄拐杖的缘故,右肩老撑着,左肩就歪蹋下去了。”妈几乎不拄拐杖,拐杖拿在她手里只在心理上起一种依赖保护的作用。何谈右肩老是撑着,左肩就歪蹋下去,她只是不肯承认那是衰老的象征。在她辩解的深处,恐怕隐藏着对衰老无力、无奈的忌讳,更主要的是她知道我不愿意她老。
我老是一厢情愿地觉得,妈还是拉扯着我在饥寒交迫、世态炎凉的日子里挣扎、苦斗的母亲,有她在,我永远不会感到无处可去,无所依托,即便是现在,我看上去已经是足够的强大、自立、独立的样子了。只有妈深知,不过是看上去而已。
她也一厢情愿地想着她不能老,更不能走。她要是老了、去了,谁还能像她那样呵护我、疼我、安慰我、倾听我……随时准备着把她的一腔热血都倒给我呢?
随时,我的眼前都能现出她住进医院的前一天,还在坚持锻炼的样子:
手杖依旧横空地握在右手,她常说:“我不拄,我就是拿着它壮壮胆。”不管命运如何安排,她要以八十岁的老身奋力延缓着依赖它物、他人那个时刻的到来;
发卡胡乱地卡在头发上。稀疏的白发,东一络、西一络地四下支楞着。妈是极要体面的人,不管条件、情况怎样,她总是把我和她自己收拾得干干净净,整整齐齐。可是,早晚有一天人人都会有的,那个力不从心的时刻终于来到了;
双臂勉强地、尽快地摆动着,好像还在协调地配合着快速、利索、其实举迈已经相当艰难的双腿:
她晃动着双臂往前挣扎着,满脸都是对生命力怎么一下子就无影无踪了的不明不白,不甘不屈,以及在这毫无胜利指望的斗争中,心力耗尽后的思索。
明显的食欲减退,吃什么都不香了。
以前她的胃口总是很好,饭量比我还大。更让人不安的是我要是不给她夹菜,她就光吃饭。给她夹了菜,她就光吃放在饭上面的菜。我要喂她,她又不肯,就只好把她碗里的饭拌匀了让她吃。
吃饭的时候,她眼睛茫然地瞪着前方,不知其味地、机械地往嘴里填着。端碗、拿筷子的手也颤抖得厉害,已经不能准确地把饭菜送到嘴里去了。连端碗的样子都变了。不是端,而是用左手的食指抠着碗边,把碗夹在食指、拇指和中指的中间,我纠正她几次,可是没用,下次她还是那么拿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