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三十号,星期五。一大早谌容陪我到了天坛医院,在医院党委书记带领下到了综合二病房,也就是高干病房。和病房的主任大夫朱毅然讨论了母亲的病情,定好九月二号入院。
之后,又和谌容回到北京作协,暂借一万元人民币作为入院押金。唐棣的钱即使马上汇来也不能提取,美金汇款一定要在银行里压三个月才能兑现。
北京作协这样一个穷单位,上哪儿去变一万元现款?幸好基建处当时有一部分为安装新宿舍楼电话准备的现款,经徐天立同志特批暂借给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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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去世后听对门邻居俞大姐说,星期天,也就是九月一号这一天,妈给她打过一个电话,说:“我想见见你,跟你告告别。明天就要住院了,这一去不知道还能不能再见。”想不到后来果真中了这一戏言。
俞大姐放下电话赶紧过来看妈。妈倒没有什么悲戚之情,俞大姐劝慰着妈:“您别这么说,很快就会好的。”
妈自己也说:“我这是小手术。”
俞大姐又问起我们要搬去的新房子,妈说:“挺好的。”
俞大姐问:“您去看过了吗?”
妈说:“没有,等我手术完了就直接搬进去了。”
那时我刚刚换到新房子,我老是想,等我把新房子装修完毕,再带妈去看房子。这样会与旧房子有个强烈的对比,可以给她一个惊喜。后来我一直后悔没有带妈看过新房子,虽然她的骨灰就放在我新房子的卧室里,我仍然会想,要是她的灵魂想回家看看,不认识路怎么办?
奇怪的是自妈去世后很难入睡的我,突然在一九九二年三月十一号,妈八十一岁生日那天早晨七点多钟的时候打了个小盹,梦见我牵着妈的手,进了新家的大门,然后我给她脱下住在二里沟的时候、她常穿的那件蓝色皮猴,挂到二门外的衣架上去,刚要拉着她走进二门,就醒了。我想妈到底还是回到新家来了,不过我又想,她没进二门我就醒了,到底来了还是没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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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像了却最后的心事,周到地表示了对俞大姐的感谢:“张洁太累、也太苦了。我尽量不麻烦她,有什么事净找你们帮忙了。”
这话千真万确。
不到山穷水尽的时候,妈从不愿意求人什么、欠人什么。可是为了疼我,她也只好硬着头皮干她不愿意干的事了。
这些年我常常不在国内,即使在国内,也经常是忙着照顾我的先生,常常苦于没有分身之术。特别在我和妈从美国回来以后,对先生的照料更是鞠躬尽瘁。总觉得我和妈在美国尽享天伦之乐,先生却孤守北京,似乎很对不起他,便想加倍偿还这份心债,更何况我还欠着先生的大情,妈能如愿以偿地去美国和唐棣团聚,全仗先生办理的一应手续,如果没有先生的帮助,妈又怎能如愿以偿?
如此,每当我不在身边,又发生了小阿姨也解决不了的问题的时候,妈总是求靠邻居。幸亏我老是碰见好邻居。
妈无法回报人家的情义,往往在我出国或去外地时开列清单一张,要求我按清单携带礼品,以答谢大家的帮助于一二。
我也同样欠着一屁股的人情债。自我再婚以后,妈自知之明地不再操持家务,我就成了一家之主,何为一家之主?就是样样都得操心,样样都得操练。开门要是真的有油、盐、柴、米之类的七件事,也太便宜我了。
到底哪些事?不说也罢。先生又是动过心脏手术的人,怎能让他劳动?而那桩桩件件、总有我也无能为力的时候。我不照样得求人,日子才能如常地过下去,所以我也有一个单子。这就势必造成我在回程的时候像个驴子。难免就向妈报怨,甚至嫌妈事多,摆出一副被她添了麻烦的嘴脸、也不想想,那些原该是我干的事,我却没干,妈只好求人。求了别人,回过头来还得求我。妈好难!
俞大姐说:“没事,有什么事您尽管说。”
妈又说:“张洁这个人刀子嘴、豆腐心,净得罪人。以后你们多劝劝她,让她说话注意点。”
妈好像知道自己要走了、再也无法呵护我了,不知把我这个永远也长不大,老是让人坑、老是让她操不完的心的老孩子托付给谁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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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二号,星期一。小阿姨和我带妈去住院。
临行前妈问我穿什么衣服,我拿出她银灰色的毛涤裤子,灰色丝绒背心(虽然谁也看不见谁里面穿了什么,我还是喜欢配色),和上有灰蓝色细条纹格子的米色襟衣,一双蓝色软羊皮的浅口皮鞋。我深知妈不论什么时候都讲究体面。连我自己也挑了一件略具意大利风采的连衣裙,和一双白色的、适合跑路的低跟皮鞋。我暗暗地希望这件讲究的连衣裙,在注重包装的现而今,给我一些办事的方便。但我这份可怜的用心,根本没有派上用场,照旧得豁出脸面磕头作揖,使出九牛二虎之力,连衣裙上也就浸着我的许多汗水。这件连衣裙到现在也没有洗过,我就这样收着它,好像收着与妈相关的最后一点可以摸得着的东西。
那件衬衣妈一次也没有穿过。
从美国回来以后,着实给妈做了一些衣服。因为我们发现,不论在美国还是在中国,老年人很不容易买到称心的衣服。妈到美国之前在电话里问我,应该带些什么衣服。考虑到我不在她身边,而是托朋友把她带来美国,她自己能安全抵达就不错,不敢让她再有别的负担。便豪迈他说:“什么也不要带,衣服到了美国再买。您就背个包,里面装上您的护照、机票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