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是将&ldo;分户&rdo;由&ldo;反向激励&rdo;变成&ldo;强制执行&rdo;。
第一阶段实施的&ldo;分户&rdo;,主要是发挥税收的指挥棒作用,但&ldo;不分户则加赋税&rdo;的规定有很大的漏洞。比方说,如果一户有三名成年儿子,按分户的规定就要分成三户,相当于户头税凭空多出两份。但不分户的话只是罚一份而已。&ldo;两害相权取其轻&rdo;,既然法令没有强制规定,老百姓当然是怎么合算怎么做。因此,卫鞅提出的分户政策并不能起到理想的效果。
于是,卫鞅在第二阶段将分户强制化,严令禁止父子兄弟同处一户。这样一来,老百姓怎么算计都没用,想活命就得分家。
其次,彻底废除井田,摧毁阡陌。
从秦简公的&ldo;初租禾&rdo;开始,奴隶主占有的井田越来越少,特别是卫鞅变法以来,井田的面积更是呈指数级缩减。对所剩无几的井田进行彻底清算,实际上确立了土地私有化作为唯一经济形态的地位,堵死了旧贵族通过占有土地向地主阶层反攻倒算的道路。
第三,实行新的&ldo;赋税法&rdo;。
由于土地占有制度已经彻底被颠覆,旧的赋税方式不再适用。为了统一税收方式,适应土地私有化的经济形态,卫鞅相应地提出了按照土地面积征税的新&ldo;赋税法&rdo;。
统一赋税方式可以靠法令,但也会遇到&ldo;技术性难题&rdo;,这就是各地度量衡的差异。因此,为了全面推行&ldo;赋税法&rdo;,卫鞅提出了第四项措施‐‐统一度量衡。
度量衡不统一,除了给征税造成困难以外,地方之间的经济贸易也受到极大制约,这个很容易理解。更重要的是,经济贸易受到限制,不利于国家经济一体化建设,一些地方就有搞&ldo;国中之国&rdo;的可能。例如民国的时候,阎锡山在山西建铁路,就要比其他地方窄一些,以&ldo;捍卫&rdo;自己的&ldo;经济主权&rdo;,维持军阀统治。因此,卫鞅统一度量衡,客观上也是在加强中央的经济集权和政治集权。
经过两个阶段的变法,秦国国力大增,迅速从一个积贫积弱的衰败之国,成长为生机勃勃的先进国家。从公元前356年到公元前338年秦孝公去世,强大起来的秦国频繁征伐与之接壤的三晋,其中大规模征伐魏国就有六次,多次取得重大胜利,令诸侯各国特别是韩、赵、魏&ldo;谈秦色变&rdo;,秦国也登上了争霸的历史舞台。
秦献公的变革遇到了很大的阻力,卫鞅变法当然不可能一帆风顺。
变法之初,旧贵族不能坐视自己的既得利益受到损害,但又不敢直接对抗卫鞅。一些阴险的投机分子就挑动太子率先违反法令,给卫鞅出难题。
太子犯法,卫鞅就为难了,处罚还是不处罚?处罚吧,毕竟是太子,不说投鼠忌器,总也得给自己留条后路吧?不处罚吧,跟天下的官吏和百姓怎么交代?没有诚信,看菜下饭,以后谁还守法?
除此之外,卫鞅还有更深层次的考虑:如果铁面无私,自己可能遭到太子的反攻倒算,性命难保。如果网开一面,自己可以无性命之忧,但变法也会被扼杀于摇篮中,一世英名将毁于一旦,更何况旧贵族极可能借此事件&ldo;痛打落水狗&rdo;。
思来想去,卫鞅决定舍生取义,认定&ldo;法之不行,自上犯之&rdo;。既然太子闯到枪口上了,那就先拿来给变法祭旗!当然,卫鞅还是给太子留了一点面子,以&ldo;君嗣不可施刑&rdo;为由,让负责教育太子的公子虔、公孙贾代为受刑。在第二阶段变法时,公子虔再次触犯法令,卫鞅以&ldo;累犯&rdo;的罪名将他的鼻子割去。
在整个变法过程中,这样的事件屡见不鲜,由于既得利益受到损害,宗室贵族对卫鞅的态度可以用&ldo;含血愤天&rdo;来形容。
对此,仗着有秦孝公支持的卫鞅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公元前340年,卫鞅因伐魏有功而得到商、於十五邑的封赏,号为商君。
此时的卫鞅已经完全陶醉于一片光环之中,但一个叫赵良的人预感到了卫鞅身处的严重危机。
《史记》记载了两人的一次长谈,在这次谈话中,赵良从一个旁观者的角度,对卫鞅引以为豪的变法事业、卫鞅的性格弱点可能导致的危机进行了深入剖析。实际上,这也是史学家司马迁以历史的眼光,借赵良之口,对卫鞅本人以及他的变法发表自己的观点。
赵良认为,卫鞅已经处在重重危机之中,理由是:‐‐卫鞅因宠臣景监而发迹,官场&ldo;出身&rdo;有先天缺陷,没有什么&ldo;名&rdo;可言。
‐‐卫鞅不改善民众的生活,而是在咸阳大兴土木、劳民伤财,这算什么&ldo;功&rdo;呢?
‐‐卫鞅在变法中,从太子到百姓,都太过严厉,一味强调酷刑,而疏于教化引导,得不到群众发自内心的支持。
‐‐卫鞅居功自傲、功高盖主、目中无人,全然不知自己一旦失去国君的支持,将死无葬身之地。
赵良建议卫鞅急流勇退,归还所获封地,劝谏秦孝公改行宽松政治,在秦国恢复礼制。但是,正处于人生巅峰的卫鞅听不进去。
公元前338年,秦孝公去世,太子继位,是为秦惠王。卫鞅失去了政治靠山,公子虔趁机跳出来弹劾卫鞅,曾经被处置过的这个太子开始秋后算账,对卫鞅发出逮捕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