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辉在宽敞明亮的图书馆里坐了一上午,写完了家信。
每个月应辉都跟父母通一次电话,还一直没有写过信。已在德国生活了几个月,颇多体验和感想,应辉这天就给家里写了一封长信,把自己在德国一切顺利的状态表达得非常充分。应辉在信封上贴好了已准备好的邮票,问坐在旁边的一个德国学生:“嗨,请问图书馆附近哪里有邮筒?”
那德国学生看上去虽然高冷,一听应辉求助,倒非常热心,说:“这间阅览室外面就有。邮筒是黄色的,上面有德国邮政的标志,”德国学生用手比划着圆圈的样子,“德国邮政的标志好像一个圆圈。”
应辉走出阅览室,一眼就看见门口有个黄色的桶,并且桶上果然有个醒目的像圆圈一样的标志。应辉把信投了进去,突然觉得有些奇怪,因为邮筒的投件口很大,手伸进去就可以把里面的信抓出来。
这个口这么大,难道就不怕丢信?应辉心想,哦,对了,德国人素质高,想必拿别人信这种事情,在德国是没人做的,所以才设计这么大个口子。这也是发达国家的标志啊。
几天以后,应辉再次从这间阅览室里出来,惊讶地发现,有两个德国学生往这个邮筒里扔喝完的易拉罐。应辉走上去问:“同学,这个……不是邮筒吗?”
德国学生道:“哦不,这是垃圾桶。”
“啊?!那么……邮筒在哪里?”
“你身后五十米,就在路边,一个黄色的桶,桶上面有个圆形的标志。”
应辉找到了真正的邮筒,感觉真是哭笑不得。阅览室门口那个黄色的垃圾桶里,自己写的那封充分表达自己良好状态的长信,已经不见了。
虽然懊恼,应辉还是再次原谅了自己,因为阅览室外的那个垃圾桶迷惑性太强。首先,这个垃圾桶也是黄色的;其次,这垃圾桶上确实有个像圆圈一样的标志,不过该标志是“可循环利用”的意思,圈上有两个箭头。而邮筒上的圆圈虽然非常圆,但却是个牛号角的符号,也没有箭头。“可循环利用”的标志和“德国邮政”的标志放在一起看区别很大,但用德语向一个中国留学生解释就没有区别了;最后,这垃圾桶实在太干净,对一个中国留学生来说,迷惑性就更上一层楼了。因为那时中国的垃圾桶,特征明显,色香俱全,垃圾桶内的内容丰富多彩,垃圾桶表面看上去也极其沧桑,此时的应辉缺少在先进国家的生产和生活经验,让他看到这么干净的桶而往垃圾桶那个方向联想,非拿出像爱因斯坦那样的想象力不可。
后来应辉才搞清楚,德国实行垃圾分类制度,黑垃圾桶装食品等生活垃圾,棕垃圾桶装杂草等生态垃圾,蓝垃圾桶装废纸,误导应辉的黄垃圾桶,应该装可回收的金属和塑料。这种先进的生活经验,中国还没有,所以应辉又闹了一个笑话。应辉心想,像上海这么拥挤的城市,连人住的地方都这么紧张,家里如果放四个垃圾桶,对扔垃圾的还是收垃圾的都是个巨大的挑战,确实还很难向德国学习。看来毛爷爷说“人多好办事”不一定对,有些事人一多就不好办了,譬如分垃圾的时候,或者分钱的时候。
方自归在宽敞明亮的图书馆里坐了一上午,看完了《常识》。
那次留学生聚会,方自归跟台湾女生林茜辩论,林茜最后说有本叫《常识》的书可以证明美国独立的合法性,于是可以间接证明台湾独立的合法性,方自归对这个点一时无法反驳。因为,常识是你总不能评价你从没看过的《常识》。今天方自归在图书馆里读完了《常识》,豁然开朗。
方自归没想到《常识》这么薄,更没想到仔仔细细读完,完全可以得出一个与林茜相反的结论——台湾与大陆统一的理由,远远远远远远多于台湾独立的理由。
参加下一次留学生聚会时,方自归惊讶地得知,林茜已经去波士顿了。方自归手心里攥着《常识》,心里攥着千言万语,感觉到一种箭在弦上而不能发的痛苦。
“她去了,就不回弗林特了吗?”方自归问那个知道林茜消息的香港同学。
方自归脸上的痛苦引起了香港同学的误会,香港同学笑道:“想追她?那你怎么不早点下手?”
“不是啦……”
“哈哈,不是?脸都红了……”
“真不是!我是想和她讨论一个问题。”
“别解释了啦,可以理解的啦。林茜去波士顿确实不回来了,但是我有她的地址,你要不要?”
方自归眼前一亮,“你有她地址?”
香港同学微笑,“是啊。”
几天以后,方自归在图书馆里坐了一上午,因为《常识》这本薄薄的书给林茜写了封长长的信:
林茜,
你好!
很遗憾你搬走了,看来今后也很难有机会与你面对面地交流,但我忍不住想写封信与你交流。
我读完了《常识》,惊讶于你竟然认为,这本宣扬美国独立的小册子,能够支持你台湾应该独立的观点。按照《常识》的逻辑,我恰恰得出的是一个相反的结论。
这本书的前两章无非是要证明这样一个观点:英国君主制与世袭制是落后的,所以北美大陆应该独立。那么这两章的内容不支持你的观点,因为这两章内容跟我们讨论的问题根本就不相关。中国大陆既非君主制也非世袭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