字的大众里,是一向有作家的。先前是,农民还有一点余闲,譬如乘凉,就有人讲故事。不过这讲者,大抵是特定的人;他比较的见识多,说话巧,能够使
人听下去,懂明白,并且觉得有趣。这就是作家,抄出他的话来,也就是作品。倘有语言无味,偏爱多嘴的人,大家是不要听的,还要送给他许多冷语、讽刺。
我们弄了几千年文言,十来年白话,凡是能写的人,何尝个个是文学家呢?即使都变成文学家,又不是军阀或土匪,于大众也并无害处的,不过彼此互看作
品而已;还有一种是怕文学的低落。大众并无旧文学的修养,比起士大夫文学的细致来,或者会显得所谓低落的,但也未染旧文学的痼疾,所以它又刚健
清新。无名氏文学如《子夜歌》之流,会给旧文学一种新力量,他先前巳经说过。现在也有人介绍了许多民歌和故事,还有戏剧。他举了他在《朝花夕拾》所引《目莲救母》里的无常鬼自传为例,说是因为同情一个鬼魂,暂放还阳半曰,不料被阎罗责罚,从此不再宽纵了。&ot;那怕你铜墙铁壁,那怕你皇亲国戚……&ot;何等有人情,又何等知过,何等守法,又何等果决,我们的文学家做得
出来么?这是真的农民和手工业工人的作品,由他们闲中扮演。借目莲的巡行来贯串许多故事,除&ot;小尼姑下山&ot;外,和刻本的《目莲救母记》是完全不同
的,其中有一段&ot;武松打虎&ot;,是甲乙两人,一强一弱,扮着戏玩。先是甲扮武松,乙扮老虎,被甲打得要命,乙埋怨他了,甲道:&ot;你是老虎,不打,不是给你咬死了。&ot;乙只得要求互换,却又被甲咬得要命,乙说怨话,甲便道:&ot;你是武松,不咬,不是给你打死了?&ot;他说,比起希腊的伊索,俄国的梭罗古勃的寓言来,这是毫无逊色的。他主张到全国各处去收集,一定有很好的作品可以找到的。
他又指出大众并不如读书人所想象的愚蠢(若干错误的看法,他们不但看轻了大众,也,轻了自己,仍旧犯了古之读书人的老毛病),他说:&ot;读书人
常常看轻别人,以为较新较难的字句,自己能懂,大众却不能懂,所以为大众计,是必须彻底扫荡的;说话作文,越俗就越好。这意见发展开来,他就要不自觉的成为新国粹派。或则希图大众语文在大众中推行得快,主张什么都要
配大众的胃口,甚至于说要迎合大众,故意多骂几句,以博大众的欢心。这当
然自有他的苦心孤诣,但这样下去,可以成为大众的帮闲的。说起大众来,界
限宽泛得很,其中包括着各式各样的人,但即使《目不识丁&39;的文盲,由他看来,其实也并不如读书人所推想的那么愚蠢。他们要知识,要新的知识,要学
习,能摄取的。当然,如果满口新语法、新名词,他们是什么也不懂;但逐渐的检必要的灌输进去,他们却会接受,那消化的力量,也许还赛过成见更多的读书人。初生的孩子,都是文盲,但到两岁,就懂许多话能说许多话了。这在他,全部是新名词、新语法,他那里是从《马氏文通》或《辞源》里查来的呢,也没有教师给他解释;他是听过几回之后,从比较而明白了意义的。大众的会摄新词汇和语法,也就是这样子,他们会这样的前进。所以新国粹派的主张,1虽然好像为大众设想,实际上倒尽了拖住的任务。不过也不能听大众的自|然,因为有些见识,他们究竟还在觉悟的读书人之下,如果不给他们随时拣;选,也许会说拿了无益的,甚而至于有害的东西。所以,迎合大众的新帮闲,是绝对的要不得的。
他郑重地说:&ot;由历史所指示,凡有改革,最初,总是觉悟的知识者的任务。但这些知识者,却必须有研究,能思索,有决断,而且有毅力。他也用权,却不是骗人,他利导,却并非迎合。他不看轻自己,以为是大家的戏子,也不看轻别人,当作自己的喽罗。他只是大家中的一个人,我想,这才可以做大众的事业。&ot;1他所指示的途径,比上文所引的他写给我的信,更具体更积极些,
也指示了那以后的文艺路向。
笔者有一回,在同济大学的文艺研究会讲演鲁迅的文艺观。我说:鲁迅的杂感不可以呆看,那是因人因地而发的,时地不同,批评的对象也不同,他传的说法也就不同了。正如孔子的《论语》,其中弟子问仁,他对每一个弟子有
每一种的答案,并不拘于一说的。鲁迅虽曾说过从古语中借用成语的话,但当时人提倡整理国故,读古书古文,要从《庄子》、《文选》找辞汇的时候,他就
提出了异议。周氏兄弟,他们对于中国古书古文的研究,可以说是已经修炼成仙,吐纳天地之精华,脱胎换骨的了。鲁迅的文章,从《庄子》、《楚辞》中来,但他是消化了诸子百家的文辞,并不为屈原庄周所拘束,所以他并不要青年们步他的后尘的。
周作人曾在讲演中国近代文学的源流的结尾上说:&ot;向来还有一种误解,以为写古文难,写白话容易。据我的经验,却不如是,写古文,较之写白话容
易得多,而写白话实有时有自讨苦吃,白话文的难处,是必须有感情或思想作内容,古文中可以没有这东西,而白话文缺少了内容便作不成。白话文有如口袋装什么东西进去都可以,但不能任何东西不装。而且无论装进什么,原
物的形状都可以显现出来。古文有如一只箱子,只能装方的东西,圆的东西则盛不下,而最好还是让它空着,任何东西都不装。大抵在无话可讲而又非讲不可时,古文是最有用的,譬如远道接得一位亲属写来的信,觉得对他讲什么都不好,然而又必须回答,在这样的时候,若写白话,简单的几句便可完事,当然不相宜的,若用古文,则可以套用旧调,虽则空洞无物,但八行书准可写满。
他又说:&ot;因为思想上有了很大的变动,所以须用白话。假如思想还和以前相同,则可仍用古文写作,文章的形式是没有改革的必要的。现在呢,由于西洋思想的输入,人们对于政治、经济、道德等的观念,和对于人生、社会的见解,都和从前不同了。应用这新的观点去观察一切,遂对一切问题,又都有了新的意见要说要写。然而旧的皮囊盛不下新的东西,新的思想必须用新的文体以传达出来,因而便非用白话不可。&ot;这些通达的见解,我们可以说是他们所共同的(周氏兄弟的文言文,都是写得很好的;但他们所以成为文学家,并不由于熟读古书精于古文之故,所以他们并不要青年们开倒车)。
鲁迅有一篇题为《作文秘诀》的短论是讲这个道理的。他说:&ot;那么,作文真就毫无秘诀么?却也并不。我曾经讲过几句做古文的秘诀,是要通篇都有来历,而非古人的成文;也就是通篇是自己做的,而又全非自己所做,个人其
实并没有说什么;也就是&39;事出有因,,而又&39;查无实据到这样,便&39;庶几乎免于大过也矣7了。……这是说内容。至于修辞,也有一点秘诀:一要朦胧,二要难懂。那方法,是:縮短句子,多用难字。臂如罢,作文论秦朝事,写一句&39;秦始皇乃始烧书7是不算好文章的,必须翻译一下,使它不容易一目了然才好。这时,就用得着《尔雅》、《文选》了,寻些4古,……到得改成&39;政俶燔典,,那就简直有了班马气,虽然跟着也令人不大看得懂。我们的古代文学大师,就常常玩着这一手。班固先生的&39;紫色籠带,余令闰位&39;,就将四句长句,缩成八字的;扬雄先生的《蠢迪检柙,,也将&39;动由规矩,这四个平常字,翻成难字的。《绿野仙踪》记塾师咏&39;花、有句云:&39;媳钗俏矣儿书废,哥罐闻焉嫂